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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花鸟画创作方向博士生导师唐建:画尽意在中得心源/王晓超

TIME|2017-08-09 19: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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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处情景,都是一种心境。对于画家来说,每一件作品,亦如是。情境也好,作品也好,都寄托于生命。前者是自然之所得,后者则是生命之创造。那些弥散于意象中的景致因为点线的交融积聚了韵味与神采。晕染技法展现着时空的转换,令画家有了专属于自己表现诉求的文人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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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花鸟画创作方向博士生导师唐建,是一次对于中国文人画重新认知与学习的过程。在画家的本职以外,他还兼具着书法家、学者、导师、理论评论家等多重身份。众多领域的涉猎,为我们的对话开拓出了很多思路。耳目一新的感觉。作为艺术家兼艺术理论研究者的唐建,始终坚守着“艺术理论既要有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探索,又不能丢掉宝贵的现实品格”两个方面的责任。多年来,唐建心无旁骛而又笔耕不辍,以其厚重的学术功底,勤奋的艺术实践,活跃在当今中国画坛,成为在中国画创作、教学与理论研究上颇有建树的艺术家。他善于将特定文化内涵和学术理念融入创作之中,注重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通过对艺术实践的探寻与提升,在“形神”、“意境”、“繁简”、“线”、“写意精神”等传统命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特思考与见解。


交相辉映的诗书画印


采访唐建之前,就读过他写的文章。当时曾感慨于那些专业又理性的文字。旁征博引之外,尽显着他独特而坚定的立场。也有一些人感叹过,感慨今不比昔。直指现在的时代没有像苏东坡那样的俊杰再生。而唐建则认为,过去之所以能够涌现出许多触类旁通的全才人物,主要是基于一个稳定的社会价值系统。文人作为承载这种价值的核心力量,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受到这种价值的天然庇护。而如今的认知体系,令人们更专注于一门艺术学科的探究,却忽略了旁求博考的要义。在唐建看来,中国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宋代达到了一个顶峰。和汉、唐两个朝代比起来,宋代的国家力量不是最强,但就它的整个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则是空前的。“这主要归功于宋代那些杰出的知识精英都具有综合型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才能体现在多方面。苏轼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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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古梅  38cmx53cm 2017  纸本设色 

中国书画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逐渐形成了诗、书、画、印四结合的模式,称为“四全”。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产生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一批书画大师,并且蔚然成风。潘天寿给中国画专业的学生讲课时就曾强调:“中国画家不必‘三绝’,但须‘四全’”。唐建解释说,诗、书、画、印分属不同的门类。诗属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在古代要使之流传,须借助于手书或刻本。书、画、印是造型艺术,是线条的艺术。书、画、印三者的关系,书法是根本,由书法可以延伸到篆刻和中国画。诗以言志,诗在古代是一切文化的统称,文化的载体。诗文长于叙事、抒情和对内心世界的刻画。从宋元来看,彼时文化的顶峰和综合素质的体现都是依靠诗词的表达。中国画的诗与画亦不可分。苏东坡有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评王维:“体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他已经打破了画与诗的界限,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画可以体现出诗的形象,诗又可以表现出画的思想和境界,是画意境的延伸。画从诗中来,诗借鉴了画,诗情画意的境界不言而喻。文人画的开启,加入了诗的境界和内涵,把中国画推向了一个高峰。

唐建强调,一个画家应同时又是一个书法家、诗人和篆刻家。“它要求诗的内容、书法的风格、篆刻的内容风格都要和画面吻合,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这种形式是中国画所独有的,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画在艺术上的深度和广度,使绘画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绘画是一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思想理念,必将影响到艺术的发展。敢于大胆地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将是一个大画家的重要修养。要从古代的诗词、文章、书法、音乐、舞蹈等姊妹艺术中学习借鉴,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营养,敢于打破过去的一切成法。”唐建举例说,陈师曾以“画吾自画自今古,合璧低首求同群”劝导齐白石改变画风,以“雄健烂漫”补充“冷逸风格”,57岁的齐白石开始“衰年变法”,发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心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其以极大的决心治印三千,作画万幅,完成了自我的蜕变。“自古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功,悟得梅兰腕上趣,指上自然有清风。”王世镗的诗句曾令唐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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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记者:“常言‘万划成画’,中国画的线条用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绘画中线条,也不是简单的转折、顿、挫、浓、淡、干、湿,而是具有文化情感的书法用笔法度在画中的体现,是有‘笔性’可言的。因此,书画不仅同源,而且互相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交融,相得益彰。”为了更好地体现“四全”对于绘画的“反哺”作用,唐建在习画的同时,大量涉及诗书印的研究与创作,在书法与篆刻方面,同绘画一道比肩攀登。他认为,‘笔’是中国书画艺术家在创作中通过笔墨表现呈现出的内在血肉和情感的文化属性。如:雄浑、劲健、豪放、高古、冲淡、疏野、清奇、飘逸、旷达、沉着、典雅、绮丽、空灵、腴润、遒劲、隽秀等是中国书画艺术家文化气息的反映,直接关系到中国画艺术家的学养和思想问题。“笔性”问题是体现中国书画作品中“气韵生动”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最有生命力的表达。现都是依靠诗词的表达。中国画的诗与画亦不可分。苏东坡有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评王维:“体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他已经打破了画与诗的界限,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画可以体现出诗的形象,诗又可以表现出画的思想和境界,是画意境的延伸。画从诗中来,诗借鉴了画,诗情画意的境界不言而喻。文人画的开启,加入了诗的境界和内涵,把中国画推向了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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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强调,一个画家应同时又是一个书法家、诗人和篆刻家。“它要求诗的内容、书法的风格、篆刻的内容风格都要和画面吻合,形成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这种形式是中国画所独有的,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画在艺术上的深度和广度,使绘画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绘画是一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思想理念,必将影响到艺术的发展。敢于大胆地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将是一个大画家的重要修养。要从古代的诗词、文章、书法、音乐、舞蹈等姊妹艺术中学习借鉴,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营养,敢于打破过去的一切成法。”唐建举例说,陈师曾以“画吾自画自今古,合璧低首求


阅历知书味 学承画外功


山东诸城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历史文化。西汉初年设东武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名诸城。据考证,诸城因上古名君舜帝出生于城北的诸冯村而得名。诸城出名人,满腹韬略的政治家,展一代雄风的军事家,成就卓著的文学艺术家,为远大理想报效祖国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建树颇多的文人志士让诸城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闪烁着璀璨的光华。从诸城走出的唐建,骨血中同样浸润着赳赳鲁人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气息。也许唐建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走上中国书画这条艺术和人生之路。其实,早在高中之前,冥冥中他已经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战乱而被迫家道中落的父亲与母亲极其关注学识的重要,读书是父母最支持的事情。而兄长绘画方面的潜移默化,又在唐建心底撒下了最初的美学种子。直到重点高中读书、准备高考面临文理分班抉择时,那颗早已深植的种子终于破土发芽。唐建即将启程去山东艺术学院求学时,大哥送给他一册八大山人的画集,让他用心临摹。唐建爱不释手,笔墨中初露才华的临摹,让那些刚刚认识的新同学见了不由惊讶,问他临摹八大山人几年了?谁也没有想到,那些让同学惊讶的临摹只是唐建追寻中国书画久远传统的一个开始。唐建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山东大学美术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他永远铭记着在山东大学遇到的恩师蒋维崧等知名学者,他们以丰厚的人文学养和专业建树,浸润了唐建学习多年并孜孜以求的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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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华  58cmx58cm 2017  纸本水墨

在唐建心里,蒋维崧先生不仅是一位公认的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家和篆刻家,更是一位文化大家、一座令他仰望的高山。虽然谦逊的蒋先生将自己造诣颇深的书法篆刻作为做学问之余的爱好,从不以篆刻书法名家自居,但唐建与蒋先生熟悉之后,却深为他的艺术修养和为人处世折服。不止书法、篆刻的技艺和学养,蒋先生给唐建影响极深的,还有他的修养、治学施教和为人处世的方法,让唐建从中深切地认识到,修养永远比技法更重要。

王羲之曾言:“把笔抵锋,肇乎本性。”一个真正的书画家,他的人生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上,更体现在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上。中国的书画源远流长,成就震古烁今,而书画史上的各个名家无一不是饱读诗书深谙世道的智者。他们热爱书画艺术,懂得用文字和字体来记录自己的人生和对人生作出解读。对唐建而言,亦是如此。“中国绘画艺术有着深奥的意蕴。欧阳修曾经说过:‘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又见画。’画要画出神,诗要有言外之味。所谓‘含不尽之意如在言外’ 、‘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意外之韵’等,都是谈诗,也是论画的。”唐建表示,“对于艺术创作来讲,技法技巧是非常重要的,不掌握它们就不能搞好创作,可是它们毕竟是工具、手段而不是目的。艺术家是在特定文化艺术观念导引下来选择和运用相应技法技巧的。所以,文化艺术观念和学术功底对于艺术家非常重要,它足以让艺术家超越他人,也超越自我,上升到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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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在这所聚集着中国艺术界一流人才的学府,在研究氛围、艺术创作与学术环境中,唐建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与那些曾将让他高山仰止的艺术大家一起共事为伍,更激发了他的奋进与追求。于绘画、教学、研究三方面,唐建受到了很大的启迪,受益匪浅。也更加让他意识到了修炼内力的重要。“艺术从未有捷径可走,只有经过勤奋实践和艰苦探索,才能真正获取博大深厚的文化修养,开拓出全新的艺术境界。”唐建深知,一个优秀的画家,必然是一个修养全面的画家。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不讲究笔墨技法是不行的。中国画作为一门艺术科学,蕴含着渊博的学问,需要多方面的修养,而不仅是一点艺术技巧的摆弄。否则,就会变成画奴或工匠,深明此理的唐建十分重视“画外功”的修炼,积极从各门姊妹艺术汲取营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开宗立派的大家。喜欢唐建作品的人都说他的花鸟画得逼真。其实,绘画的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形似就可以解决的,它的摇曳绰约,动静结合,很大程度上要求画者在形似的基础上将心中之气蕴于笔锋,深浅描摹,融主观智慧于其中。


古人云:“作诗功力在诗外”。唐建认为作画也是如此,“许多东西要到画外去找。”他说,“历史上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令人百读不厌,尤能启发画家的联想和构思,使其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动人画面,激发起画家的灵感和表现愿望。全面提高艺术修养,才能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才能出奇制胜,不落俗套。黄宾虹说:‘中国画有三不朽:用墨不朽也;诗书画合一不朽也;能远取其势,近取其质,不朽也。’一个艺术家只有具备宽广的胸怀,渊博的学识和全面的修养,高尚的人格,顽强的意志和不倦的追求,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绚丽篇章。”


书画传神的艺术境界


  秉承着传统中国画的风格,尤其是宋元文人画风,唐建的绘画总是含蓄隽永,给人以厚积薄发的张力。他的画风统一却博采众长,无论是梁楷的酣畅淋漓,徐渭的奔放洒脱,又或是八大的空灵简约,吴昌硕的苍劲古拙,齐白石的质朴情趣,但凡点睛之笔,他都要经过反复揣摩写意。

  唐建喜好以水墨淡彩入画,老辣的枝叶,浑穆的山石,烘托重彩的花卉,辅以灵动的小昆虫。画写意而重法度,勾皴颇存古雅,染墨淡出己意,赋色多见灵机。无论花鸟、山水、人物,内容丰富,风格清新,脱俗见雅,形神兼备。在写意与写实的融合中,在笔力与墨韵、线与皴的创造中,在语言手段的虚实变化中,施展着自己的才智。

  透过四尺生宣,唐建将笔墨精神的神韵与即情即景的趣味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喜欢以“朴”入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生发出词淳气平的审美风格。在唐建看来,所谓作品,就应该是朋友间的一次茶叙、一次小聚。“颜”简却“意”明。

  综观唐建的作品不难看出,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却又独具风骨。唐建不仅境界高,心气也高。在书画理论上,他师从古人却另辟蹊径,既有古风遗韵又有现代理念。他尊重先人绘画理念,一面服膺传统,一面又大胆借鉴民间绘画色彩、西方绘画造型。完美地体现出一种唐诗宋词的风雅意境。

  唐建的作品极见中国画的传统功力,勾、皴、染、点驾驭精熟,风格典雅清新。其笔墨精到,老笔纷披,气度恢弘,观之水墨深融,变幻氤氲,既得山水之雄势,又备云雾之苍茫,意境深远,因而形成了清新灵秀,雄浑博大的风格,达到了超然象外,物我两忘的境地。

  第一次打开唐建的画作,即被深深吸引。他画紫藤、秋丝瓜等物,突出 “密不透风”的形式感;画梅、兰、竹、菊等传统题材,则笔墨简洁、惜墨如金;他画的荷花,既有风中摇曳的神韵,又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清雅。他还喜欢在画上长篇题字,加上印章,疏密错落,乱中有序。

  唐建的艺术实践体现了他所追求的“承继传统”的同时进行“突破创新”的艺术观念。可以说,正是丰富的艺术实践带动了他对艺术理论不断深入地思考与研究。同时,不断深化的思考又提升了他的艺术实践的相互转化、深化、互为滋养,是唐建艺术理论探索和创新的鲜明特点。


写意精神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


  在对自然深情地凝视与观照中,唐建痴迷于万物的本真,神游于意象的精神,予在澄怀观象、涤除玄鉴中澡雪精神,迹化为灵魂的笔墨意态,律动生命最深处的共鸣。一花一世界,在心志的充实和意境的空灵返观内视中,写意精神永恒的诗意栖居成为了他至高的艺术观。唐建认为,作品的“格”与作者的“心”有着莫不可分的关系。华夏文明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就像长江、像黄河,始终是没有改变过。尽管中国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却一直长存于国人心中,奔流在炎黄子孙的骨血里。“中国画谈了几千年的笔墨精神,其实就是作者的修为。人格魅力流入到笔墨中,通过绘画中展示出来,这就是‘笔墨精神’。”写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也是中国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显著特性,在世界艺术与美学领域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崇高的学术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即老庄哲学。儒、道、释三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产生的文化基因。

  宗白华说:“后来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基本境界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于静观寂照中,求返于自己深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黄宾虹也说:“老子言‘道法自然’,庄生谓‘技进乎道’,学画者不可不读老庄之书,论画者不可不见古今名画。”儒道释及楚文化的文化宗教背景影响着汉画的题材、内容与审美,从而使汉画以符号性的隐喻象征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对汉画进行了多年研究之后,唐建指出,现实和想象、写实与夸张在矛盾中统一呈现,重“形似”的同时更重“神似”,以简洁概括、大巧若拙的绘画语言,在质朴之美中生动传达所刻画对象的“形”与“神”。中国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写意精神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精神自由境界。其实,崇尚自然也不独是中国的老庄哲学,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倡导“回归自然”。

  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超越时代隔阂、国家界限和文化藩篱,拥有诉诸人类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与未来理想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通过唐建的作品,我们可以管窥到中国画中所追求的山水意境之美,人物追求内在生动的精神,花鸟追求灵动的情趣。而并非强调形象的逼真和外在的表象。关于形与神的辩证关系,东晋的顾恺之早就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理论。

唐建表示,形与神的关系是辩证的,但追求对象的内在精神气质是绘画的最终目的。在形与神的比重中,中国画更注重神的刻画,可以说“神”是第一位的,而形则“写意”。

  在唐建的一篇著作中有所提到,“写意精神”是中华民族内在品格的凝结,是一种追求“大美”的情怀,它涵盖了中国美学中“意象”、“意趣”、“传神”、“畅神”、“意境”等美学命题,是审美理想的精神升华和艺术表达,更是中华民族文艺精神的神髓。“所谓‘写意精神’,可以说是在‘观物取象’、‘道法自然’的基础上,经过创作者的情感与内在精神的审美加工,立意为象、澄怀观道,以‘渐悟’和‘顿悟’之思,‘度物象而取其真’,通过审美创造而造境于象外,最终实现物与象,情、景与境的‘天人合一’,追求笔简意深、气韵生动之‘意境’。”


做中国文人画的坚守者


  唐建在艺术理论中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的艺术观念,并在其艺术实践中坚持体现这种艺术理念。他注重一边从古今中外艺术传统中学习优秀的品质,为我所用;一边坚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他认为:“如果我们像徐悲鸿先生所讲的那样,‘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入’,能够从中国古代儒、道、释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必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新时代的中国画来。”这可以看作是他最为执著追求的艺术理念。中国的文人画产生于元代。元代以来,赵孟頫等文人画家树起了文人画的旗帜,使得文人画逐步发展完善而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并形成了中国画以水墨为主的特征。其中文人画所具有的“简”、“雅”、“拙”、“淡”的审美特点,正体现了我们传统中国画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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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阳老梅树  41.5cmx41.5cm 2017  纸本水墨

  唐建告诉记者,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体,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并演化成为追求笔墨观、色彩观、线条观,表现内在体悟、气韵、意境等特有的审美思想。追求用笔、用墨、用色等“技”与“道”的调和与共进,形成了中国画迥异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审美特征。“中国画受到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很深。超越了个体的个性,受到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民族时代文化背景的体现,也因此使中国画自成体系。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积累,中国画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承载者,是承传不变的文化遗传基因。它体现了民族审美的习惯,是一切艺术文化之源。”

  唐建的创作既遵循文人画的路径,坚持笔墨传统,又融合西画造型,吸收素描技巧。他在中外艺术传统氛围内熏陶受益,但又不愿简单地承继中西画的艺术传统,而立志有所突破、创新。他认为,只能通过对既有模式重新加以提炼与组合,并在此过程中大胆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进行新的创造,中国画才能在新时代有所作为。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开始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艺术界也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强劲势头。对传统文人画包括董其昌、清初四王的再认识,对笔墨精神的高度重视等等,都是中国画回归传统的迹象。这一现象令唐建颇感欣慰。“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可以转化为现代艺术形态的基因和元素,从笔墨技法层面深入到精神内涵层面,把握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写意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普遍共识。文人画也要创新发展,不应只是复制传统文人画的面貌,而应该吸收传统技法精华,结合当今社会实际,突出精神层面的追求与中国式的审美理想。我们学习传统、继承前人的技法与民族审美习惯,是承接民族文化的血脉。而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使中国文人画能够真正地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绵延不息的生命力。”

唐建 1965年生于山东诸城,文艺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花鸟画创作方向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中国书画美学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画院专职画家、院委、院办主任。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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