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之法为“活”法,而非“死”法

TIME|2017-04-21 12: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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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曙书法作品

“法”为“活法”,非“死法”也。清湘道人曾云:“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佛家云“非法非非法”乃艺之真“法”。

康南海献身“维新”,常出闳论,向西方寻真,多出奇言,非全可信也。若论画曾主“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故全盘否元画,大谬也。“写意”、“士气”皆中国艺术之魂,主“着色界画”、“院体”为正,而不识元以来文人画之价值,皆迎合“维新”之言,本末倒置,不可迷信也。

艺事变而能破,除去陈言得“新”也。宋人尚意变唐风,清人崇碑易明人,莫不如此也。梁任公曾有语云:“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照例”易,“破格”难,然“破格”得“理”者更难。右军所谓“适我无非新”皆书体“破格”而融通万理所得也。

今人多云“碑帖融合”,唐人颜鲁公《祭姪稿》实开其先,当应再审视。此作非惟手稿,当为“融合”之杰作。“融合”者何?一曰:帖法“融”碑意,故得厚;二曰:书卷气“融”金石气,故得朴;三曰:疾书“融”渐修,故得“兴”;四曰:整篇“融”涂改,故得“趣”。此稿以“篆籀绞转”法行之,异于“一拓直下”与侧锋翻折,时得金石趣味,意味深长,吾之所求也。晚清以来赵之谦,沈曾植等皆求融合之路,或以雄奇出之,或以生涩求之,总不如《祭姪稿》自然通融也。

中西之艺,各有其法。蔡孑民曾论中西之别: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多含文学之趣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而佐以科学之观察,哲学之思想。故中国之画以气韵胜,善画者多工书而能诗,西人之画,以技能及义蕴胜,善画者或兼建筑图画二术,而图画之发达,常与科学及哲学相随焉。以此观今日画坛,西风东来,势不可挡。惟有国人知国土产国艺,不可全盘西化,无“中国”之画也。吾辈当以中国文化与笔墨经典授于西人,使其知“中国”,再知“中国诗书画印”也。

“文字”与“书法”之价值常混为一谈。文字承载之功能常在书法中体现,故书法有“文字”之功,并有书法特殊之审美。“书法”之价值亦常依附于“文字”,然“书法”一艺亦有其独立笔墨语言,如笔法,章法,墨法等,区别于一般所论“汉字书写”。常论“书法”者,亦多指“文字”功能也。余曾云书法乃中国文化之标本,由书体之变见文化之变,载体实为汉字也。

古文字学者唐兰曾以“象形”、“象意”、“形声”论中国文字,甚有理也。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其中前两者与书艺相连,立象尽意。“象形”偏于书之笔法;“象意”偏于书之意味。笔法,书内也;意味,书外也。

艺事日新为要,非有“定”者。今人论艺求所谓“风格”者,亦“结壳”之一面。曾读吾扬通儒焦里堂《雕菰楼集》卷十辩顾亭林“人最忌以未定之书示人”语,以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为“定”,诚“定”乎?人以为“未定”,诚“未定”乎?夫以为定,亦自以为定耳。夫天下之言、之艺,未有能定者也。通达者,日新又新,或有力作,然未有定者,“风格”亦不断变而化之,循序而渐进,右军、平原、清湘、缶翁、宾老,莫不如此。邃古而新,是为新也;无源之“新”,非真新也。

吾乡兴化重艺文,人多论施耐庵,郑板桥,李复堂,刘融斋,而任幼植大椿人多不论。幼植笃志经术小学,考证名物,覃精稽古,余甚佩之。戴东原曾以“思之锐,辨议之坚而致”彰之。先生“弁服释例”考名物制度,开一新路,孙星衍“释人”,洪亮吉“释舟”,陈瑑“释量”皆其后也。先生《字林考逸》、《小学钩沉》皆辑迭之作,釆录极广。章实斋曾记其辑吕忱《字林》,“楮墨纷拿,狼藉枕席间”,自谓“病不可堪,赖此消长日也”。乡贤读书如此,每每回乡过其故居,汗颜不已。

古人之作皆有“经典化”过程,非创作后即为“经典”。古砖残瓦,简牍楕量,右军手札,平原书稿,东坡诗草之类,反复刊行,文士歌咏,学者讨论,其意蕴不断被揭示,欣赏者加以阐释,发挥,领悟,故成“经典”。柳宗元有“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语,即是此意。

余作书喜秦碑之力劲,汉碑之气厚。得此二者用于行书,以“篆籀绞锋”运之,可于晋行中増筋力,得浑穆清雄之气。余喜《祭姪稿》,缶翁,白石与宾翁得此气,然欲以此气味用于行书浑融无迹,亦不易也。晩淸以来,多有人求北碑入帖,雄奇角出与畅达自然实不相融,故多难成。

笔有“用完”、“用破”之说。融斋曾以“屈玉垂金”为“完笔”,以“古槎怪石”为“破笔”,甚当也。今人多求“完”,不知“破”。“破”者,残破也,得于金,求于石,用于笔。“完”者易求,“破”实有味。徐文长、八大、石涛、冬心、缶翁、白石,宾翁皆为知“破”者,余亦“用破”,以“破”求“完”也。

清人曾有“家家子久,人人石谷”语。石谷何以与子久并论?石谷山水,重南宗笔墨与北宗沉雄,会取山形树影,有结有散,虽逸不如子久,然开启可遵可循之门径,尤可重也。曾读恽南田题王石谷画云“何处发清啸,杳然深松林。幽溪碧云上,时闻鸾凤音。”其境如此,其画可读也。陈独秀评其“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之总结束”乃“革新”之辞,果为“恶画”耶?!非也。此不解艺者,不可论也。石谷笔墨淸真,画法通于书法;风神逸兴,造景合于文心。今日作画,多涉浮笔,不谙画理,观石谷之作,方知笔底来路也。

包安吴书故不佳,然论书每有见地。曾云“真书以平和为上,骏宕次之;草书以简净为上,雄肆次之”,然也。书以平和简净为上,其后论变动,不欲处处飞跃不安。静而观之,悠然而然,得神情欢愉,此为可喜之作也。

学艺者精于一则善,遍用智常无成,精而融通而后归于“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釆绚烂,渐老惭熟,乃造平淡”,香光云:“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皆其理也。“淡”非无法,实繁华落尽,法度内蕴而见真淳。此世人所以推重高士之书而非惟书手之书也。

艺随人贵归于道也。曾读清人孙奇逢语云:“诗亦道,文亦道,艺亦道,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也。具眼者,自不独以诗人目之。离道而云精于诗,精于文,小技耳。虽有可观,君子不贵也。”余甚以为然。为艺者怀抱旷然,定之有素,中乎理而恬于情,方能超越前人得于道,不惟精于“技”耳。历代以艺传者,多以人传,非因“技”之传也。

艺之“隐括”大有深意。南朝刘彦和论文以为“根盛而颖峻”,有“隐秀”一语,论“隐”者为“文外之重旨者也”,“秀”者为“篇中之独拔者也”,亦可用于艺事。“隐括”亦艺之“重旨”也。“隐括”者何?基于古法改造而生发也,祕响傍通而能陶铸万象。融斋论颜鲁公“自魏晋及唐初诸家,皆归隐括”即为此意。远绍古法非谨守,生发新法是为得法,羲之、献之、鲁公、东坡、子昂、香光、八大、觉斯、墨卿、缶翁,皆能得“隐括”者,无不有新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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