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困潦倒到单价过百万
当年他的《大批判》系列，曾经十分准确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的极端矛盾感。而如今，延续王广义神话的，依然是《大批判》系列。无论是对于王广义还是国人来说，这个时间似乎是过于长了一点。
采访过王广义的记者们都有一个感觉：这是一个语言机智、头脑灵活的人。他总是与时代齐头并进。上世纪80年代，与对艺术的激情和梦想相联系的，是困窘的生活和漂泊。21世纪，在商业社会中，艺术品渐渐凸显出商品价值时，他从贫困潦倒的艺术家进入到百万富翁的行列之中。
他总是给你强烈的视觉冲击。他所在的别墅区毗邻北京森林公园，在春日的阳光里，一排排小别墅静谧独立，而王广义的楼前屋后，却环绕着几十个革命斗士的塑像，他们摆出革命年代所特有的姿势，眉宇紧锁，表情是横扫一切的暴烈。一个扎小辫的小姑娘，面向窗户，咧着嘴，露出春花样的笑容，抬手敬礼。
幽静的现代别墅，和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形成了最奇特的反差。多亏还有太阳，有乍暖还寒的春天的风，和一辆辆代表这个时代的高级轿车，要不然，那样的瞬间，会让你恍如隔世，感觉和思维都会短暂错位。而王广义自己，每天若无其事地穿梭于其间，安闲自在。从他的红卫兵雕塑群走进屋，迎面而来的，又是巨幅的画像，仍然是文化革命中的斗士在向你眉头紧锁。坐在这样的画像前，窗外是那样的雕塑群，谈话当中，有一个瞬间，我恍然以为自己走进了另一个时代。
欧洲有一个大收藏家曾收藏了王广义的四件作品，将四个横眉冷对的中国红卫兵，安放在他古堡的拱形门边。充满历史感的古老的欧洲城堡，和中国的红卫兵，形成了鲜明而奇特的对比，视觉上的刺激，可想而知。
王广义的神话
一位艺术批评家曾总结说：上世纪80年代，在《后古典系列》里，王广义讲了一个艺术史的神话；在《毛泽东》里，他讲了一个领袖的神话；90年代，他开始为人们讲一个生活在特定政治和经济背景中的普通大众的神话，那就是他的《大批判》系列。
1988年，王广义画了三幅毛泽东画像，这组作品在当时的艺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让他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大出了风头，也是他以后作品的转折，和真正的起点。
但在多年以后，王广义却对这组作品作了云淡风轻，甚至有些无厘头的解释。当他成名后在四川美术学院讲演时，有学生问他，当时为什么想起要画毛泽东像，他回答是：“就觉得有意思，我们小时候学画画时都画过。”学生问，为什么画三幅？他回答是：“画完一幅，还想画，就画了第二幅，画完了还想画，就画了第三幅。” 这肯定不是学生们想要的答案，他们等待的，是更高深、更哲理的阐释。
在艺术批评家吕彭眼中，王广义是艺术界能清楚地理解到艺术的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少数艺术家之一。“他清楚《大批判》没有艺术问题，不过是一种时代问题的符号，他们是如此不可缺少地象征着这个特写的时代。”
《大批判》系列描述起来非常简单：不过是将两种极端差异的符号——文化革命中群众美术的宣传画，与在中国乃至世界流行的西方商品的标志，奇怪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因时空错乱而显得荒诞的感觉。栗宪庭认为这“产生了一种幽默、荒诞和讽刺的效果”。
除了《大批判》系列，在时代变迁之中，王广义以他的方式，记录和表达着时代和社会的各种微妙问题：1993年后王广义陆续创作了“签证”、“毒品”和“检疫系列”，这些装置形态的作品在国内外各种艺术展览中亮过相。
1997年，王广义采用蔬菜、水果、货架和卫生检疫招贴等现成品完成了“验血一人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卫生检疫：所有食品都可能是有毒的”、“24小时食物变质的过程”、“两种政治体制下的关于食品保质观念的异同”等作品，以各种奇特的表现方式来表现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细微心理。但无可否认的是，人们记得最牢的，还是他的《大批判》系列。
王广义的尴尬
谈到王广义，很多艺术圈外人的第一反应是：那是个“很富裕”的艺术家。2005年5月，香港苏富比举办中国及韩国当代艺术专场拍卖。王广义于2002年创作的油画《大批判一安迪·沃霍尔》以108万人民币成交，此项拍卖创出了王广义个人油画作品的最高成交价。王广义的另一幅于2004年创作的《大批判一可口可乐》也以33万元成交。这两项拍品几乎都是以预估价的两倍成交。
王广义最不愿意谈这些枯燥的数字。此前不少媒体采访他时，话题都离不开钱、作品拍卖价格——“我对这件事比较烦。”王广义对此直皱眉头。
但这仍然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1986年，和舒秦、栗宪庭、高明木等人一起组织了当代艺术的一次重要集会——“珠海会议”之后，王广义被开除出珠海画院。开除、失业、恐慌、贫穷，是他当时要付出的各种代价。从珠海来到武汉之后的两三年中，他过着“能吃上兰州拉面都是梦想”的窘迫生活。但这一段，却恰恰是他艺术上的黄金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内完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的源头，都是在我最贫困的时期形成的，我的思想根源就在那儿。”
上世纪80年代，他和他的北方艺术群体的朋友们，充满激情和信仰，但那时他们是小众的，是被公众遗忘的。1990年代后，尤其是到了21世纪，在经济社会的环境之下，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呈现出来，变成钱。2002年，一个朋友打电话给王广义，告诉他：祝贺你，《安迪·沃霍尔》过百万了!王广义的感觉很复杂，“这件事好还是不好，还很难说。”这样的话自然会被朋友认为是在做秀。谁会觉得钱多了烧手？
王广义喜忧参半的原因是“当艺术品被拍卖，在钱上产生幻觉的时候，它的危害可能就是：当代艺术所具有的精神上的东西没有了。人们不会去想我们想表达什么思想，我们的艺术处于什么现状”。
此后，他的担忧被验证了。来采访他的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关心起他的作品拍卖问题，一个媒体记者采访他时，谈的是艺术的形而上的问题，后来报纸出来，标题就成了《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中国艺术家升值》。这让王广义有点烦，“我不是不期望这个，但艺术家不喜欢谈这个话题。”
当年，《大批判》系列处理图像的方式，曾经十分准确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极端矛盾的感觉。而王广义，以一种看似十分简单的方式创造出了种种悬念。以至于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延续王广义神话的，依然是《大批判》系列；谈及他的作品，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和最喜欢的，也仍然是《大批判》系列。但，这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曾经怎样辉煌，无论是怎样的神话，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之后，是否还有深刻意义，这对王广义来说意味着什么，没人知道，但至少，这个时间似乎是过于长了一点。
如今，那些以《大批判》命名的作品几乎再也唤不起人们视觉上的惊喜，和感觉上的激动。甚至有人评价说：当中国绘画进入到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时代时，所谓的前卫艺术家，不过是研制伪装出一个艺术的符号，并将其在一种看似有价值的理论中升华，来掩饰他们本身人生的空虚和作品的空洞贫乏，然后再有既得利益者们将这些乐此不疲的Logo绘画制造者，拼凑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加以利用，这成为前卫艺术投机和他们养家糊口的饭碗。
谈到这个话题，王广义倒显得很坦诚。“我不上网，这么激烈的批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来说，别的东西我不会尝试了。高科技对世界构成的影响，这件事情不属于我。我如果要做也会很勉强，因为对我来说我没经验，也不激动。人不能做很多事情，做太多了就会自我瓦解。”
此前，在一个艺术研讨会上，当面对一个艺术界同行对他提出“重复，找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的批评时，王广义平静地回应说：“如果我不是这样的重复，而是只画了一张，今天，你们不会把我当作一个问题来谈。”
面对面
“《大批判》是我能创造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新周刊》：你的第一个作品出来的时候，外界有什么评价？
王广义：我作品刚出来的时候，最早国内报道的是《北京青年报》。大概是1991年。当时整个第四版来讲我的作品。他给了我一整版，题目起得很大——《王广义艺术现象》。几乎是同时，欧洲的一个杂志，意大利的《Flash Art》把我的作品《大批判—可口可乐》做了封面，这个也是挺超常的，这个杂志很权威，历年做封面的全部是大师，唯有当时我是年轻的，还是一个中国艺术家。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划奥利瓦，他看到了我的作品，并把我的作品描述成飘荡在中国大地上的共产主义幽灵，可能我的作品在国外流行，就是从这开始的。然后第二年奥利瓦就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我也被邀请。
《新周刊》：后来《大批判》系列多长时间能出来一部作品？
王广义：现在我一年像这种大的作品，完成五到六件，小的作品十件左右，大概是这样。
《新周刊》：《大批判》已经成为你的一个Logo，了，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你担心的一件事？
王广义：既是好事又是不好事，每个艺术家都梦想他的作品能成为一种标志，但人们真的接受了，成为标准了，你想改变弄别的，人们往往就不接受了。
《新周刊》：你试过改变，但人们不接受吗？
王广义：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他一生创造的艺术样式不过如此，人追求很多，往往自己把自己瓦解了。我明白了这个以后，就把握住我的整体创作脉络。最起码保证我在艺术思想上的一致性。我的艺术思想就是对公共话语公共经验的阐释。别的东西我也不尝试了。
视觉样式是一种力量，但有另一种力量被忽略了，那就是被认知的力量，人们有的时候认为一个东西弄了好几遍，应该挺烦，有时自己都挺烦，但我要战胜这个想法，一个东西从纯观念的角度来讲，画一张已经完成了，如果现在假设我只画了一张，只画了一组，那么我的《大批判》不可能像今天有这么多人知道。艺术是一个让别人认识自己的过程。
《新周刊》：你经常听到希望你改变的建议吗？
王广义：在几年前挺多，现在不太多了。我强调被认知的力量，我给他们打过比方，就像是在荒原打井，有的人20年打了20多口井，但是我20年就打了一口井，我的肯定最深。
再一个从我关心的艺术问题和艺术图像来说，也有特殊优势，有些艺术家不能这样做，我这个东西具有独一性，我的艺术当中其实没有技术性而言，你只要学过几个月绘画，就可以画。我的作品别人不敢碰，你一碰，别人就说，你这不是王广义的东西吗？但是你看方力钧、张晓刚他们画的人，那种光滑的感觉，大家都可以学，技术是人民的，谁都可以用。这是我能创造出的最好的东西了。艺术可能真的是他的想法，他的观念最重要。
《新周刊》：你曾经听到过的最激烈的批评是什么？
王广义：王广义很资产阶级化。我听了这话哑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资产阶级化？
《新周刊》：是觉得你经济状况太好了吧？
王广义：可能是，觉得我每天开着名车，有点不真实，我无言以对。他这么描述是不正常的，绝不等于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就是对人民有贡献的人，艺术也需要一个环境，一个创造事情的环境，或者说研究事情的环境。我们贫穷的时间太久了，人们老会这么想。
《新周刊》：付你的作品最激烈的批评是？
王广义：应该说是重复，说我找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从我的角度，我有我的想法，这里面有一个认知的力量在里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只画了一张，今天我们讨论问题，你根本不会把我当作一个例子来谈，那今天把我当作一个问题来谈，那证明认知的力量这件事情已经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