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85新潮”时中国美术界旗幡招展，似乎空前繁荣，但在一阵热闹之后，像你这样坚持并走出来的人不多，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王：我想这可能和文化选择有关，文化选择是理性的。
黄：从现在看，“85新潮”的人已如洪水退潮，基本上都在江湖上消失了，而你“鹤发单颜”再次焕发青春，你觉得是为什么，你和你当年的那些伙伴主要区别在哪儿？
王：我不拒绝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新的、可能发生的一切转换，我都不拒绝。90年以后，我的作品做了很大的调整，也就是进入了“大批判”时期，这是我的文化选择，我选择正确，成功了。
黄：在“85新潮”时你好像特别重视理论的作用，写过不少文章，但到了“大判断”时期，你好象基本放弃了理论。
王：对，我很少写了，因为我觉得创作是最重要的，而创作单靠理论是完成不了的。从某种纯粹的意义上讲，理论其实啥也不是，作品才是真的。所以90年以后，很多媒体，包括国外一些很有名的杂志介绍我时，我从来不拿我写的东西给他们，我说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我可以回答，我喜欢这种方式。
黄：你的“大批判”系列在形式上是否受到了安迪·沃霍尔的启发？
王：当然，应该说在此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对安迪·沃霍尔感兴趣了。
黄：大概什么时候？
王：上学的时候，我在“浙美”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他的作品。但喜欢归喜欢，我最初的作品和他没什么关系。90年以后，我突然找到了一种东西，是过去的积累和一些新的发现，这里面包括安迪·沃霍尔的形式感，于是我做了新的作品。
黄：你上大学时，整个美术界对安迪·沃霍尔有现在这么热吗？
王：那没有，那时候大家对他，属于看见了也弄不太清楚，没啥反应。
黄：你做“大批判”后，有人将你归于“政治波普”，现在看来也准确，那实际上你对政治了解和感兴趣吗？
王：可以说我感兴趣。
黄：你好象对“政治波普”这个“身份”也还认同。
王：我无所谓了，虽然这个词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我不觉得这个词有什么不好，它谈的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然艺术家有自己的看法，有些是一些概念包括不进去的。
黄：你是怎样从“后黑”（指王广义早期的“后古典”“黑色理性”“黑色方格”系列作品）转入“大批判的？”
王：应该说有某种偶然性。我一直喜欢特定的样式、风格、形式，这和绘画专业没关系，我一直想找到一个东西（一种格式）把自己的东西转换出来。我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底用什么样的形式画新的作品。有一天下午，我喝着可口可乐画那些报头（“文革”黑板报形式），突然就有了感觉，虽然当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但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直觉，很有意思。在视觉上很充分，而且多变，而且很合艺术进步的潮流。可口可乐是西方的商标，套进中国的模式很奇怪，也很有趣，也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于是我就决定这样做下去。
黄：你画的第一幅“大批判”作品就是可口可乐吧？
王：对，是可乐。
黄：那最初你是怎么想到要用“文革”报头的形式呢？我记得你曾经说那个报头的感觉其实跟艺术不沾边儿。
王：当时我实际上就是想寻找一个载体，这在当时的美术界也算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做法，非美术，或者反美术。当然，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但找到这个东西、弄懂这个东西非常难。但就是要找到这个东西，这个载体。
黄：你是如何发现报头的呢？
王：这也很偶然。当时我在武汉工作，张培力到武汉来，我们关心同一个问题，于是一起谈想法，谈了很多，相互认证，都很高兴。当时张培力想画播音员。
黄：邢质彬。
王：对，老张当时画了很多张，画得非常好，但后来他没有坚持，个人兴趣转移了。我坚持了下来，我想恢复一些东西，用一种简单、粗糙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完成一种样式。
黄：你说你想恢复一种社会主义的艺术样式，你是真喜欢这种样式，还是有某种调侃甚至是反讽的意思？
王：不是调侃，是很学术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验化。社会主义的经验化在我看来，是很有特点的，它和资本主义的经验化完全不同。比如红旗轿车，它的造型是典型的社会主义产品，是在社会主义视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里面的确有种东西，但这种东西由于我们现在大量的国际文化交流而被我们自已忽略掉了，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和国际接轨对中国的艺术很重要，但也会产生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如果是借鉴还可以，但如果绝对强调一种国际化的感觉，就有问题了，就会出现一幅作品。如果不标作者，你很难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作品。这很可怕，起码不是什么好事。再说戏剧，戏剧我不懂，但样板我应该很经典，样板戏的形式里转换出的东西是非常典型的社会主义经验的东西，与西方的经验很不同，不同的经验产生不同的造型、不同的样式。这个话题很学术，不能把它简单化，因为这不是个简单的道理。
黄：在“伤痕文学”、“伤痕美术”的时期，人们都想尽快地彻底脱离“文革”模式，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很多文化人同时从创作形式甚至从衣着上都开始了向“文革”的回归，这也多少说明“文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回忆的好东西。
王：那是当然，别的我不懂，但从美术上，“文革”创造了一个群体，它把这个经验化通过美术的样式折射得非常准确，非常有力量，这个很重要。
黄：你是指报头还是标语口号？
王：都包括了。
黄：包括红宝书？
王：那当然，那也是一个样式，也包括戏剧，整体上比较壮阔。
黄：你对“文革”印象如此，那对“三面红旗”的50年代的美术样式呢？
王：我觉得是一体的，是社会主义经验化一脉相传的东西。
黄：那建国前徐悲鸿他们那一代呢？
王：他们是完全西方的，跟咱们没什么关系。现在看他们的作品，他们用西方的东西画中国的人，很可笑。他们的语气系统是纯粹的西方的。
黄：你觉得中国的现当代美术在哪些阶段比较好，比较成熟和有趣？
王：与社会主义经验化相关的延安木刻、大跃进时的一些作品，再就是“文革”时的一些东西，“文革”（的作品）非常精彩。
黄：你作品中哪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王：就是些数字。
黄：没其他意义吗？
王：最初的想法是在画上印些数字，可以使画面有一种丰富的感觉。但论严肃点儿说，我是把数字和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
黄：什么意思？
王：比如现在人们常说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生存”，当然，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在当时就套用这个说法是显得有点儿牵强，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黄：你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大批判”式的雕塑了，它们怎么样？
王：挺好，你一看就明白了。我用很严肃、很理想化的样式和那种“哩个啷儿”的东西结合，有些荒诞，但还是很严肃。
黄：你画“大判断”已经有10年了吧，这么长时间里，依我的眼光看，每幅作品间的变化似乎不大，这些年的生活经验没能让你去改变它，为什么？是一个生存问题，还是你的确觉得有必要将“大批判”进行下去。
王：这是一个问题。我最早做“大批判”的时候被社会接受，其实只是限于美术界的接受，后来收藏家开始收藏我的作品，这是一个过程，每个艺术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作品的被接受，同时迎来的是“收获”，钱和地位，这无法回避。艺术家的生活是要靠艺术品的价值来保证的，这没办法。
黄：你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有钱了，那他的创作才能会不会受影响？
王：我认为这不是问题，钱跟艺术是两码事。在西方这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回答。现在，我、小刚、老方这些人开始玩、娱乐，这都不是问题。
黄：可是中国人对钱这事儿还是很敏感。
王：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太穷。中国人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
黄：你觉得在美术上，80年代和90年代有什么区别？
王：最明显的是90年代的作品与现实生活很贴切，而80年代则好像关系不大。
黄：为什么？
王：我想是观念问题，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完全都在幻觉之中。
黄：你怎么评论现在新起的艺术家？现在的艺术家越来越多，竞争本该越来越激烈，但现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成功的可能却似乎又越来越小了。
王：我和几个朋友也曾经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艺术家太过于以西方为参照系，以西方的经验为自己的经验。我想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的视觉经验可能应该是个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做出很多东西，可能会有价值。如果抛开了这个大前提，你完全套用西方的体系，而他们的生活经验又与你完全不同，你拼命去用幻想出来的生活经验，又用它去做作品，那从西方的角度看，你只可能是它的一个翻版，是很边缘化的。有时候我们的艺术家画了些东西，自己看上去挺好，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它本来是不属于我们的，人家早就有了，实际上它只能是很拙劣的精神 品。当然，这其中其实还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如果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非常巨大，欧美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那就完全反过来了。所以我强调社会主义的视觉经验，虽然这个词可能容易引起误解，但毫无疑问，这个东西从我们的父辈开始就已经有了，我们是在继承它，在它的覆盖之下，这种东西好坏我们不去判断，但这是一个我们生存的事实，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对物体造型的感觉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艺术家还是应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寻找创作的灵感和动机。
黄：现在中国这些成功的艺术家，其实他们的成功主要是在西方社会，而这些人在西方眼里都是在西方社会，而这些人在西方眼里都是有着很强烈的“红色中国”背景的，你说西方对中国艺术家的判断会不会因此而忽略了对作品艺术上的评估？
王：这很可能，所以在这方面中国的批评家责任重大，他们以什么样的角度阐释作品，他们是否有一个独立的“导向系统”非常重要。要不然你搞了半天，整个批评的语言系统都是别人的，艺术家的作品也让你整得不知咋回事儿了。
黄：目前在中国很重要的艺术家，和西方很重要的艺术家，在你看来是不是在一个档次上？
王：从艺术上说，毫无疑问地是在一个档次上。但也有一个不公平的事实是，无论你在中国多重要，因为重要，他们会知道你，但在欧美系统里，你还是不重要。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假如一个美国艺术家或德国艺术家，他们在美国和德国非常重要，就像我和小刚在中国一样，那他们的地位会非常高，而我们不行，这和国家也有关系。
黄：那有没有西方批评家关注你们的作品？
王：这种关注一般都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展览，我这是很客观地说，不带任何色彩地说，就是某一个展览。
黄：有没有在西方很专业的评论书籍，收集或介绍中国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王：这个有，比如英国的《今日艺术》等。
黄：你现在一年能卖多少幅作品？
王：15幅没问题。
黄：最后我想问一个关于家庭的问题。你和你的爱人关系怎么样？
王：挺好，我俩都是初恋，一次成功。虽然我现在与以前比变化很大，但我想最初的爱是神圣的。我可以说，我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女人了。
黄：你的婚姻是因为爱情吗？现在你们俩之间还有爱情吗？
王：我认为有，我认为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一家人相互的宽容，你很小的一件事，她都能体察和理解，如果哪个家庭能磨合到这种程度，那就分不开了。这不是单方的事。但其实我也对我爱人说过，从骨子里讲，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单身。
黄：这是你婚后跟她说的？
王：婚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