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78的帅高个儿，出名既早，壮年又坐上了中国画院执行院长这一历来由“老前辈”坐的位子，在外人眼里当是“春风得意”的施大畏，平时出头露面的场合却尽量躲在后面；许多记者要采访他，他能躲则躲；午夜时分打电话到他家里大多不在，可打到画院他的画室，十有八九他正在那里挥毫泼墨。
10多年来，施大畏放弃了本可以顺利地进入艺术市场换取“现钱”的画风，而沉醉于“黑、大、粗、重”。一位走“市场道路”的画家曾嘲笑施大畏的新画风：“黑咕隆咚，谁敢挂在卧室里！”
而施大畏的鸿鹄之志又焉在此间。1986年的一次闲聊，施大畏的画友张培成至今记得。他们感慨于时下中国画创作一味小花小草、少女加动物，缺乏阳刚之气，立志什么时候自己办展览，全是两米以上的大画，而且都是主题创作，一扫萎靡柔弱之风。施大畏当时说想画一组历史画，围绕生与死的主题。当年他就画出了2米高4米宽的《天京之变》。十多年过去了，《大禹的传说》、《国殇》、《皖南事变》、《长征》、《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上海，您早》等等，一幅接一幅蕴含着深刻思考和历史内涵的丹青巨制在他的笔底创作出来。这些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尤其近现代，为生存和发展所作的生死搏斗，以及在这过程中的得与失。大多的画都是2米高4米宽。画面宛若一堵堵凝聚了历史瞬间的里程碑和纪念墙，沉重、肃穆、激越、悲壮，雄浑，有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的震撼力。
儿时的大畏曾雄赳赳地把纸作的小手枪别在腰间，憧憬着当一名军人。这挥之不去的情愫影响了施大畏的画风。在他的历史画中，多为军事题材，尤其反映共和国创建过程中的军事题材。这情愫也造就了他的性格。画家韩硕记得，他们曾为参加一个画展连续创作了十多天，临近展出却感到作品不尽如人意，这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创作的冲动感也消失了。韩硕说放弃吧。但大畏坚持重画。连着几天几夜不合眼，重新画完时，已是凌晨4点。
当今年《李伯安画展》在上海展出时，有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将李伯安的画风联想到施大畏。他们画风的气势感、力度感如此相近，或许源于这南北两位从未谋面的画家都具有甘于寂寞和孤独的性格。看上去潇洒随和的施大畏内心时常很沉重，他总是在思考，思考历史、哲学、艺术，还有责任。他说，他的画是用一种平静的心情去俯视历史，试图引起人们的某些思索。他说，如果不能画出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作品来，国家和人民养我这样的画家干什么？他说，让小桥流水的中国画变成大江东去的交响乐，创作出能与罗浮宫的世界名作分庭抗礼的中国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画家的责任。他说，既然已经把艺术作为自己的生命，就要去努力完成它，即使最后像《老人与海》中的渔夫，只能得到一副鱼骨，却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
上图为《庚子祭》，下图为《开天》（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