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凡访谈

博宝资讯
TIME|2007-08-09 16:03:37
88
   
博宝艺术网

扫描二维码关注

随时随地收看更多资讯

·吴凡访谈
王红媛
--------------------------------------------------------------------------------------------------------------------

 


  吴凡 1923年生于重庆,1948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先后供职于重庆市文联和四川美术家协会。版画《布谷鸟叫了》,于1957年在全国青年作者展中获二等奖。版画《蒲公英》于1959年在波兰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中获二等奖,继又在德国莱比锡国际版画比赛中获得金奖。版画《沙漠村田》、《早春》、《腊月》、《葡萄》、《天边春雨》、《春之序曲》等在省内获优秀奖。1996年获“鲁迅版画奖”。多件作品为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收藏。出版有《吴凡作品集》、《吴凡版画集》,编写和著作了《中国巨匠美术选刊·陈子庄》、《美术杂谈》等。曾先后赴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埃及、日本等国做美术交流。曾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四川美术家协会顾问,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证书及津贴。



  王红媛(以下简称王):先请谈谈您早年和绘画接触的情况。



  吴凡(以下简称吴):我出生在重庆,但是我的祖籍是四川西陵。我从小数学很差,却比较喜欢形象性和感性的东西,所以我比较喜欢画画。另外我在思想感情上比较偏执,那时我住在重庆,当时我家的墙壁上都是我的画,我画汽车、画飞机,那时候已经有这些东西了,很有意思。我父亲当时做个照相馆的生意,他比较开明,对我画画不干涉,而且还给我买我需要的纸笔等工具,让我自由发挥。我在学校上学时,第一喜欢画画,第二比较喜欢国文。对算术我就不太喜欢。



  小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我喜欢的书。其中不少是我父亲给我买的,有连环画和小说,象林琴南翻译的《人猿泰山》以及《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还给我买了很多关于抗日战争方面的书,我看了茅盾、巴金、邹韬奋的书,还有《西行漫记》等等。我父亲还买了很多古文书籍,象《古文观止》,又请老师到家里来给我讲古文。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大半时间都在学古文。所以我一方面接受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一方面又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新文学的东西。这个教育过程形成了我对艺术的爱好。另外早年我还有个特点:比较有同情心。人家出丧,听到丧锣、丧鼓,我就会同情地哭起来,不由自主,很容易感动。类似这样的情形太多了,很感性。



  抗战爆发后,抗战思潮进入重庆,那时候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我常读。在重庆还开有一家生活书店,我经常在生活书店看一些有关抗战的书,较早接触了一些新思想,还有相当多的翻译小说。这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俄罗斯小说,象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妥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较早地接触到人道主义方面的文艺。我小学是在义仁小学上的,后来进了治平中学,初中毕业后进了复旦中学。当时已经抗战了,复旦中学从上海迁到重庆。那时候学校比较自由。没有其他的文艺活动,学生自己就成立社团,学校不干涉。学生还进行很多课外活动,比如办墙报,组织歌唱队,组织剧团。课外活动我都喜欢参加,像搞些墙报、剧团演戏、歌唱队演出。通过这些活动我学到很多知识,特别是文艺方面的知识。那时唱歌都是抗战歌曲,演戏也是抗战的戏。



  王:您后来是怎么考上国立艺专的?



  吴:我爱好文艺活动,这些文艺活动有倾向,在学校里过分突出,所以还有两学期毕业时被学校开除了。开除后,看到国立艺专招生,中大的艺术系也在招生,我就决定试一下。先考国立艺专。国立艺专要考素描。我在家接受的教育多半都是传统的那些东西,不懂素描,但考国画科就不要考素描,国画科考山水、书法、作文、历史、地理。于是我报考了国画科。



  考完国立艺专,我就去考中大。监考老师看到我的名字就对我说,你已经考上国立艺专了,怎么又来考中大?我听了以后高兴的不得了,就坐船渡江去看国立艺专发榜,知道我考的是第二名。当时我就觉得这辈子的方向定了,这辈子就是做这个事情了。



  王:讲讲您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情况吧。



  吴:开学后我就到学校报到。当时国立艺专在盘溪,潘天寿先生被选为校长,但他还没到学校。当时在抗战,他要从杭州赶来比较费周折。潘先生来之前,陈之佛先生是校长。潘天寿先生是一个好老师,很开明,对学生的活动,他不干涉,尤其学生的党派活动他不干涉。他还嘱咐学生参加游行“要注意安全,不要排在前面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时能够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了。



  王:潘天寿先生直接教过您吗?



  吴:教过。在国画系主要教我的是李可染先生。李可染先生外出不在时,潘天寿先生代课。



  那个时候中国的学运浪潮很凶,我很自然参加到学运里去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迁回杭州。在学校的头两年我学国画,到了杭州我转到西画系。本来我在重庆就想学西画,因为对于反映生活和现实,西画有力些,它带写实性,能够反映社会的不平。转到西画系后,可以再多学一年,本来三年毕业的,现在要学四年了。当时西画系学习要选先生主持的教室,我选了李德先生的教室,因为听说李德先生的思想比较进步。在西画教室的两年,其实我在教室的时间不是很多,常常在教室外面,因为当时杭州的学运比在重庆的时候更频繁。我一方面要为墙报写东西,又要参加剧团演戏,那个阶段我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参加了同学们成立的速写班,一个礼拜画几次速写。这个我抓紧了,让我在业务上没有完全废弃。那时候我们办“嘉陵江墙报”,政治性比较突出,主要是反蒋。抗战胜利后北平出现了抗暴学生运动,学运也准备借此大规模开展,但是学校的三青团压制学运。我在“嘉陵江墙报”写了三篇短文,揭露国民党对学运的压制。因为这个事,学校没办法开除了我的膳籍,不能在学校吃饭了。同学介绍我到浙江大学里吃饭。



  王:您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又做了什么?



  吴:1948年我毕业了。毕业后我很留恋重庆,重庆在政治气氛上不亚于杭州。回到重庆我却很苦闷。当时进步政治压力很大,因为出现了革命叛徒,共产党处于收缩的状况。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介绍我到北碚的一所学校,帮助他们排高尔基的《夜店》。这个戏主要反映下层社会的生活。排演之后在社会上卖票演出。当时社会上很需要这样的东西。排完戏,我参加了青年社,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我到辅仁中学去教书,实际上是去那里开展学生运动。我组织了歌咏团和剧社。



  王:解放后您做什么工作,又是怎么开始版画创作的?



  吴:版画在解放前我就很喜欢,但我没条件去学,解放后才有条件。此前就是游行的时候画漫画,当然那时候画的比较幼稚。刚刚解放不久,我就到了“文管会”,在文管会画画。那时候领袖像需要量很大,我就画领袖像,马恩列斯毛等。之后,又到了重庆市文联筹委会,后来转为重庆市文联。在文联搞了一些宣传活动,我主要做杂志的美术编辑。



  我早年活动的政治性比较强。1956年我调到美协,遇到了从革命老区来的搞版画的同志,受到他们的影响。老区来的同志搞版画是革命需要,因为刊物上需要画,就自己刻,版画可以自己制版马上就印,比较方便。当时我年轻,搞起来很有兴趣。



  王:您的《布谷鸟叫了》和《蒲公英》都流传很广,因为上了中小学的美术课本,所以大家都见过,也很喜欢。请您再谈谈这些作品的创作情况。



  吴:我觉得画画要有自己的面貌。解放区来的同志没有上过美术学校,他们没看到那么多西方的画册。我在国立艺专看了很多西方的画册,思路就不太一样。我认为我们要反映现实,但还要做美的宣传。



  王:在完成这两件作品的时期,您已经开始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艺术见解了吧?



  吴:对。那时候我的艺术思想、艺术走向已经变了。比如我认为版画要有中国的味道,要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布谷鸟叫了》是比较早的一件作品。《蒲公英》是我1958年完成的,1959年到国外去展览。在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中,周围的同志和领导都提了很多意见,让我反复修改了很多次。他们主要对这个作品的题材不太敢肯定。



  王:您早年出于革命的热情,并没有把精力都投入到美术专业上。是什么原因让您能够在版画创作上脱颖而出,并完成了《蒲公英》这样可以传世的作品呢?



  吴:我创作出这些作品,与我过去受到的教育有关。我还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早年文学艺术教育的影响,特别是诗歌的影响。在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修养在同代人中比较突出一些。



  王:解放初期的版画都是政治宣传性的。您做得最好的作品都是宣传美的东西,请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吴:早期我也搞宣传画,也很真诚,这是出于形势需要。后来感觉艺术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艺术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美术不能完全等同于报纸的头版头条。我的这些看法,当时周围的同志不完全同意。我认为艺术要发挥自身的能量,就要注意服从艺术本身的规律。其实我做的东西还是比较服从政治的,画解放军、画农民、画工人,但是我认为工人、农民包括服务员,他们那时候的积极性都是真实的。我不是根据报纸上的宣传来画的,而是根据真实来画的。比如我画了老农民与干部摆龙门阵,老农民向干部传授怎么种棉花。这反映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候的情况。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不光是自然方面的,有很多是政策方面的。我当时根据在下面半年中看到的情况画了这幅画。我的真实感受是这个样子,我不画那种违背自己真实感受的东西。我坚持还没理解的东西就不表达。我们画画都很重视写生,到下面去写生,现在的画家有些不重视写生,真实的生活感受就差很多。



  王:您的版画创作集中在什么阶段?



  吴:50到60年代我集中创作版画。其实我版画搞得不是很多,也就几十张吧,有的存下来,有的没存下来。



  王:文革的时候听说您受到很大影响,文革后您还做版画吗?



  吴:文革中受的影响太大了。当时都那样,当然也不算什么了。文革后我只搞了几张版画,精力不济,刻不动了。后来主要搞些书法和国画,比较轻松一点。



  王:谈谈您最近对艺术比较突出的感受吧。



  吴:我觉得现在的艺术完全经济化了,把艺术作为商品不太好。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还是不大一样。应该尊重艺术本身的特质,发挥它在审美方面的功能和教化作用。



  王: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愿您身体健康!


 

= 2004-11 =






加入收藏 | 给我们留言 | 联系方式 | 合作伙伴 | 总编信箱


沪ICP备06027390号
版权所有 1998-2004 上海麟驾艺术品信息有限公司(Cnarts.net)
Copyright 1998-2004 Cnarts.net Incorpora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执行时间:35,073.58秒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博宝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博宝艺术网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