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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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2007-08-09 16: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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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古代巴人历史的文献记载中,常见若干个称为巴的部族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理区域中长期并存的情况。综括学者所论,大抵有姬姓之巴、廪君之巴、(宗+贝)国巴夷之巴、枳巴、楚威王所灭之巴,楚襄王所灭之巴,等等。如果仔细搜求古史,辑佚钩沉,还会见到其他称之为巴的部族。对于这一纷繁复杂的现象,过去的学者任往迷惑不解。近几十年来,随着“巴蜀文化”命题的产生和研究的深入,有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解决;而更多的问题则理文献无征,或因岐见颇多,至今尚不能找到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答案。笔者认为,要解决上述若干个巴的关系问题,应当从它们各自早期的历史入手,在族系、地域、年代、社会形态以及古史传说诸方面加以分析研究,比应对照,综合考察,从而作出结论。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就学术界历来颇有争议的姬姓之巴与廪君之巴的关系试作探讨。

 

一、关于宗姬之巴

 

所谓宗姬之巴,即是《华阳国志·巴志》所叙述的巴族。《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常璩又在《巴志》之末“馔曰”:“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两度肯定巴为姬姓之说。巴为姬姓,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征引。《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初,(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嫡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使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此事亦见于《史记·楚世家》。文中所记“巴姬”,根据《周礼》所载“妇人称国及姓”之制,巴为国名,姬为国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国嫁于楚的宗室女。《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直到战国年间,巴楚的通婚关系尚存,足证巴为姬姓之说不误。

姬姓巴国在许多史书和舆地之书中均被记作“巴子之国”。所说巴子,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子巴,爵之以子”,这是因为“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的缘故。按巴为子爵之说并无根据。常森囿于汉儒所谓“五等爵”的迂见,见古史中巴有子称,即误以子为爵位。其实殷周时代本无“五等爵”之制,所谓“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之说均为后儒的附会,实不足据(关于这个问题,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关于“子”,最初是儿子一辈的通称,又由此发展出儿子一辈的氏族,殷卜辞中所见“子族”、“多子族”均为此意,都是相对于“王族”而言。当氏族部落收留养子或养子氏族以后,“子”又具备了养子的含义。春秋以后,“子”也是男子的通称,史籍中所见“子某”、“某子”,很多即属此类。文献中的巴子,按照巴与周的关系来看,应当就是子族之意,与所谓爵位制毫无关系。

那末,巴子为什么称为宗姬,二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宗姬之姬为姓,上文已论,宗则是同宗之意,表示与周人为同宗之后。姓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说文·女部》曰:“姓,人所生也”,其字从女从生,表明姓所标志的是出生的血缘关系。《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叔孙豹与其过去“所宿庚宗之妇人”对讯,叔孙豹“问其姓”,妇人答曰:“余予长矣。”杜预注云:“问有子否?问其姓(生产),女生(女子生产)日姓,姓谓子也。”可见,问其姓就是问她所生的孩子,姓也就是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出生的血缘关系最初以母系计算,故曰“女生为姓”。后来发展到以男系计算血缘关系时,就出现了宗。《说文·宀部》曰:“宗,尊,祖庙也。”宗即是祭祀祖先的庙主,所表示的完全是父系的血缘关系。因此,庙姓到宗的发展是同社会由母系转入父系相适应的。显然,巴有宗姬之称,说明巴人的父系先祖与周人的父系先祖源出一脉,有相同的出生血缘关系,故为同宗之后。

对于宗姬的理解,有的学者从周之宗室子弟这一角度出发,似乎认为宗姬就是周王室的直系后代,此说似可商榷。如上文所论,宗为同宗之意,代表的是父系血缘上的同源关系,著非指宗室而言。从史实来看,根据《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宗姬的分封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后。《左传》昭公九年也说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则此宗姬必与武王同时。假如宗姬果然是武王的宗室子弟,那末在有关文王、武王或成王进行分封的备物典册中就应该有史可考,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史记·周本纪》关于王室世系的记载可见,周武王有子十人,长日管叔鲜,最少日冉季聃,十人及其后代中没有一个同宗姬巴国有关。对于文、武、周公的后代即宗室子弟在西周初年分封为诸侯的情况,《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记载颇为详细,其文曰:“昔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些诸侯国均为西周宗室子弟所建,其源流大多在史籍或金文资料中可以考见,其中同样没有一个与武王分封的宗姬巴国有关。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对“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后的分封之数有一说明,文曰:“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这里的兄弟之国,其实就是指宗室子弟所建之国;而所说姬姓之国,在此与兄弟之国对举,显然就不是指王之宗室子弟,而是指与周同源的其他姬姓所建之国,二者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至于《苟子·儒效篇》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所说“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与上引《左传》所记兄弟之国和姬姓之国的总数五十五人基本一致。两相对照,可知这是举全部姬姓诸侯之数合而言之,未作王室子弟和其他姬姓间的区分。既然史籍已明确指出姬姓诸侯中存在王室子弟和同宗后代的区别,而王之宗室子弟所建诸侯国中又无一称巴,与宗姬巴国全然无关,那末,认为宗姬是周王宗室子弟的说法无疑就是一种误解了。

宗姬与周同宗,在班辈上低于武王,在同宗关系的庞大血缘纽带中居于子辈,由于早已别为氏族,故对武王来说,属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称巴子。巴谓国名,子谓子族,此即宗姬称为巴子的由来。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殷周之际的宗姬之巴,由于迫使殷人前徒倒戈而“著乎《尚书》”,名传千古。这里所说著乎《尚书》,古今学者均一致认为是指《尚书·周书》中的《牧誓》·《牧誓》是武王伐纣大战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师词,篇首记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史记·周本纪》所引与此略同)同参预伐纣之师的各族武装共同宣誓。可姓在所有军队中,丝毫也未提到巴师,在整个誓词中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到巴人,这同常璩之言显然矛盾。为了证实《华阳国志·巴志》关于巴师著乎《尚书》这一记述的可靠性,学者们已经作了许多阐释,或说彭即巴,或说髳即巴,或说濮即巴,或说举濮一而包巴,总之皆在篇中具体提到的八国中去加以论说。然而均无确锚,难成所论。近据报道,有学者从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以为今陕南宝鸡附近的(弓+鱼)伯、(弓+鱼)季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与四川彭县竹瓦街所出颇为相似,当为巴人的(弓+鱼)氏所遗,并认为(弓+鱼)氏即是参预武王伐纣的巴师,应属《牧誓》篇首所称的“友邦冢君”之列,与西土八国不存在什么关系。此说颇有新意,不过把(弓+鱼)氏器物看作巴人所遗,从而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一说法似可边一步研究。从(弓+鱼)伯、(弓+鱼)季所作之器特别是青铜兵器来看,其形制与早期蜀文化颇为近似,并且彭县竹瓦街无论就地域上说还是就已发现的器物来说,均无不与蜀有关,而同殷周之际的巴人谈不上直接的联系。

在我们看来,巴师伐纣确为史实,但既不应在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去强取互证,也不必在《牧誓》中去详加稽考,以求从中析出一支巴人。上文说过,巴与周为同宗之后,关系甚密,居地相邻,在殷末参预以同为首的反殷集团,成为“殷之叛国”,并协同武王伐纣,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够被武王举亲而封于巴。如象宗姬一类非周王宗室子弟的其他姬姓之国也是如此,均由于相随伐纣而受王室分封,故其名称也未见诸《牧誓》,更未流传下来。而《牧誓》所举西土八国则与此不同,这八国中没有一个是周之同姓,它们与周的关系并不象周之同姓那样紧密,参预伐纣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故武土在誓师词中要把它们特别举出,一方面可略示其间的区别,另方面则可收儆戒训令之效。属于姬姓集团的各个宗支,则由予有血缘纽带的牢固维系,并且在军事上易于连成一体,服从统一的号令指挥,因而用不着把各支的名称一一列出。事实上《牧誓》对姬姓集团中的任何一支都是没有直接列举的,只是在篇首总挈各部时举出了各自所任军职,邸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之类,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宗姬的军事称谓。因此在这篇誓词中找不到宗姬之名是极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

既然《牧誓》中没有把姬姓之巴单独析出加以列举,是由于宗姬被包含在姬姓各邵当中的缘故,那末,这是否意味着宗姬在殷代就不被称为巴呢?我们认为宗姬在殷代即已称巴,这就是殷卜辞中所见的“巴方”。武丁期卜辞屡见殷与巴方发生战事的辞例,如《殷墟文字乙编》2948+2950:

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盾+戈)伐巴方,王自■伐■阱于妇好立。

贞妇好其从沚(盾+戈)伐巴方,王勿自东■伐■阱于妇好立。

妇好乃殷王武丁之妻。妇好伐巴方的辞例还见于《殷契粹编》1230片以及《殷墟文字两编》313片等等。按武丁之世王朝强大,史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开疆拓土达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之局。《史记·殷本纪》还称誉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故曰“高宗”。强盛的殷王朝屡屡出兵征伐巴方,表明巴方抵抗之烈。但巴方究属小国寡民,终不能长期与殷抗衡,武丁以后即被殷王朝征服,成为自武丁以来始建立的外服制即所谓侯、甸、男、卫四服中的甸服,殷王已可进入其地活动。这在殷卜辞中亦可征引,如《屯南》1059:

(赏)于巴奠(甸)

巴甸之称说明前期的巴方已被征服,成为殷代统治下的甸服部族,向殷纳贡服役,交纳田猎产品。《逸周书·职方》孔晁注以为:“甸,田也,治田入谷也”,其实田为田猎之意,不是治田入谷,而是贡献田猎所得之物。

巴方虽为姬姓,与周同源,但诸姬集团早在殷代或在此以前即已别为氏族,依照上古姓氏有别,“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通例,其方国名称均不与姓发生联系,而以职司名、居邑名等作为国名,并以此作为氏号,此即古人所谓“诸侯以国为氏”,因此同一族属的不同宗支在别为氏族后即有不同的名称。仅以姬姓而论,《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吕相绝秦之辞目:“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这里的白狄,即指《左传》中所记的晋献公夫人大戎子狐姬和骊姬的族落,与晋同姓相婚,显为姬姓,此外还有鲜虞也是姬姓,均为与周别为氏族后另立名号。是为显证。巴方亦与此相类。巴方之称,巴为地名,方者国也,巴方即是立于巴地之国。可见,巴作为方国名称,与其宗姬之称并不矛盾,前者表示其子孙所自分,后者则表示其祖宗所自出,二者的关系不过是姓氏之别罢了。

宗姬之巴所在,胡厚宣先生认为在殷之西北,约当今陕西境内(《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唐兰先生在其《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则以为巴方在西南,武丁时西连巴蜀。顾颉刚等先生在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巴方置于汉水、丹水之间,即黄金蛱一带,约当春秋时楚、邓之南,谷城以北,但未予以肯定。从史籍来看,《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这里所说武王克商后的巴,即是《华阳国志·巴志》所载武王封其宗姬于巴的巴,为西周初年宗姬之巴的所在。与巴同列的其他南土之国,濮居江汉流域,在今湖北省西部;楚居丹阳,在汉水、丹水、淅水之间;邓在楚东,今湖北襄阳市北,这三国的走向是由西往东。从这一列置顺序来看,巴应位于南土四国的最西边,同时宗姬又是“汉阳诸姬”之一,因此西周初年巴应立国于汉水上游即古沔水一带。从《水经·沔水注》可见,沔水一带有数处称为巴的地名,如巴岭山、巴岭、巴山、巴溪戍等等,《战国策·燕策》也载苏代之言日:“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汉水自沔阳以下古称夏水,说明直到战国时代沔上仍有巴称。沔水一带巴名如此之多,当非偶然,不能不说它们与宗姬之巴在这一带立国是有所关系的。

春秋时代宗姬巴国的史迹略见于《左传》,《华阳国志·巴志》约其辞日:“周之仲世,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邓,邓南鄙攻而夺其币。巴子怒,伐邓,败之。其后,巴师、楚师伐申,楚子惊巴师。鲁庄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鄹。是后,楚主夏盟,秦擅两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可见巴与楚、邓因为疆域相近而发生和战不定的关系。从《左传》分析,巴与楚一度在鲁桓公九年到哀公年间缔结了政治军事盟约,联师出征,讨伐江汉间小国,至哀公十八年盟约始破,转而形成数相攻伐之局。

《华阳国志·巴志》对于战国时代巴国史事的记载文略不具,尤其对巴入川东的过程未予着墨,颇为疏漏。但综观其他诺史所载,其基本线索仍然大略可以考见。《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这里所指的巴,应该是指春秋战国之际巴国南下途中一度立国之地,约当今湖北省西南部,即梁载言《十道志》所云:“施州清江郡,……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地。”据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考证,“汉中上南是巴地,施州和以北直到房州,凡枝江以西是楚的巫郡,也是巴地。”宗姬巴国的疆域当然不可能如此之大,但蒙先生所考的这些地区也确曾是巴国一度居留之所,这与上文所论相同,均应是巴国在南迁过程中曾先后途经并占领的地区,不过在楚国不断发起的凌厉攻势下,又均先后失之于楚,最后不得不渡江而南,溯清江西上,在川东地区重新发展起来。

 

二、关于廪君蛮夷

 

廪君史迹最早见于《世本》,此书早已亡佚,刘宋范晔《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有一段文字,章怀太子注谓“并见《世本》”,知为原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载其事,实际上也是本子《世本》之说。

廪君的族属,《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注引《世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汉以后屡见于史册,常与獾、夷、(宗+贝)、蛮等族杂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长”。樊绰《蛮书》卷十引《夔府图经》云:“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显见蜒与中夏之人不同。《隋书·地理志》予“梁州”下记载:“又有獽、蜒、蛮、(宗+贝),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所说颇同于僚,是《隋书》作者魏征等人就隋唐之际所见其风俗文化颇楣类似而言,虽未辨章源流,却颇有根据。实际上这几个族系均出僚人,《太平寰宇记》卷七六即载:“又有獠人,与獽、夷亦同,但名字有异而已”,可见是僚的不同分支。而僚人其实就是濮人。据蒙默先生研究,先秦汉魏时期的濮或焚就是魏晋以后的傣,濮、僚同义,可以互用,濮是他称,僚是自称,濮、僰、僚只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场合的异称而已。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续论》中也认为,廪君出自巫蜒,这是关于濮族的传说。廪君实出濮人,这一看法可谓信而有征。

除上述诸证外,我们还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考察,以观廪君的渊源所自。根据《世本》的记载,廪君有“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并在那里与被称为“盐水神女”的土著居民争长的传说。按盐阳即盐水之阳,盐水即今清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章怀太子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都亭山。”盐水源于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县,中经恩施、长阳,在宜都入江。其水名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故居于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盐水神女”之称。其水又称夷水,那是因为“廪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缘故,显为晚出之说。而其水称作清江,则是蜀王开明氏东征时所命名,时代更要晚一些。

从《左传》记载来看,夷水本在汉水中下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据《水经·夷水注》等书的记述,蛮河在东晋以.前均称夷水,至桓温执政时为避父讳始才改称蛮河,取蛮、夷义近而已。而在此古夷水北面,先秦史籍中均记有一条水道名为丹水,即今丹、淅之会的丹江。这一带在西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说周初南土四国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杜预《春秋释例》以为濮在“建宁郡南”,即会云南省境内,实际上建宁郡南的濮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湖北省西部辗转远徙而去的,西周时代并不如此。濮人的四向远徙,大多与楚国的急剧发展有关。《国语·郑语》说周平王之时,“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启者开也,为开辟之意,《史记·楚世家》亦载春秋早期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濮在西周中期以后号称南夷之首,但春秋年间已急剧衰微,在楚的屡次打击下,形成“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之局。由于这时濮人已“无君长总统”,部众离志剧增,故有百濮之称,其大规模的远徙也由是而始。

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春秋战国之际在濮人大迁徙的洪流中南迁至于今清江。上文说过,清江本称盐水,由于廪君先世从夷水迁徒至此,将夷水之名带至,故始称其为夷水。原来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廪君先世迁于清江后,亦将丹水名称带来,故清江北面也出现了丹水之名。这种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托的现象决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随人迁徙之习的。这种情况,在《左传》中称为“名从主人”。《世本》说廪君“乘土船从夷水下至盐阳”,可以说恰好是正确地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下至于盐水的情况。

至于《水经·夷水注》所说:“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其实也是反映了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向南迁徙的情形。过去人们一提捍关就以为是一专指名称,或谓在今四川奉节,或谓在今湖北长阳,二说争执不休。其实捍关本非专指名称,捍为捍卫、防卫之意,不仅奉节、长阳有之,而且其它地方也有之。《盐铁论·险固》记载:“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扦关以拒秦。”扦与捍同,可见楚在其西部边疆也是遍设捍关以为捍卫的。我们在排除捍关专指的成见以后再来看“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廪先世从夷水南下节节设关之事了,这也就是《水经·江水注》中“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一语所从来。

耽然廪君先世是从古夷水南下至盐水,那末又如何解释《世本》所记的“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呢?这也需要抛开巫仅仅是指长江北岸的巫山这一成见。上引《盐铁论·险固》所说“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方城是指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可见从竹山县以南即称巫山,不单是长江边上的巫山才称巫山。《晋书·地理志》记载上庸郡属县有北巫县,即今竹山县,足见竹山称巫从先秦以至晋代均有史籍可征,这是无庸置疑的。竹山为巫,其东面即是古夷水,即是廪君先世浮舟南下之水。因此,巫诞之巫,应当就是指今湖北西部的竹山县及其近地。这些线索均可证明竹山一带是廪君的渊源所自。

至于廪君源于清江之说,此说其实只是指廪君一氏的起源,与其出自巫诞的先世并无地域上的直接联系。廪君在清江与其原先所在部落别为氏族后,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但追根溯源,其先世却决非清江土著,这也是信而有征的。

关于廪君的年代,《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八引《世本》云:“廪君种不知何代。”可见由于廪君史迹的渺茫难征,其年代在秦汉之间就已难于稽考了。然而从上面所论廪君先世从古夷水南迁的情况来看,廪君的年代当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这从以下对子廪:君所辖诸部的分析中也可取得进一步证明。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砖》引《世本》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谓廪君。……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五姓,姓均应为氏。巴氏子廪君,其所以称为巴氏,是因为居于巴地的缘故。巴在当时还是一个地区名称,凡在巴地建国或居住的族系者可称巴,此即古代所谓“以国为氏”或“以居为氏力”。樊氏本在襄樊一带活动,而襄樊的得名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晋之羊舌氏南逃于楚居于其地后,依照古代“名从主人,之例而命名。因此樊氏的氏号亦当取于羊舌氏居襄樊以后,《世本》径直称之为樊氏,可知其年代不能早予春秋末叶羊舌氏居襄樊以前。瞫氏出自濮人,也应是春秋以后南迁者。相氏之相,按古人“寄音不寄形”之例,当同襄、湘也是取于羊舌氏中叔向的后代居襄樊以后。郑氏则当为郑后或郑亡后为楚所收容的部族。以此论之,樊、瞫、相、郑四族与廪君争长的年代,均不能早于春秋战国之际。而廪君自身最早的传闻却从一开始便与这四族发生了紧密关系,并且廪君之名本为务相,务或即巫之音转,相或即襄、向,他是在战胜上述四族后始“为廪君”的,君为首领之意。由此可见,廪君的年代应与四族相同或稍晚,当在春秋末叶以后。

《世本》记载廪君史迹,开宗明义即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似乎五姓自古以来就世居其地,其祖源亦在这里,实则不然。细寻文意,应当是说秦在此地设置二郡的当时,已见五姓居于其地。因为《世本》对于廪君的年代并不知晓,“不知何代”,当然不可能明确指出其在何时始居此地,又因秦置二郡时廪君诸部已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部众增多,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所以在秦汉之间成书的《世本》就只能以秦置二郡的时间为本。很明显,《世本》所说的“本有”,是相对于二郡设置的时间而言的,不是指自古以来。按巴郡南郡的设置之年均在战国末叶,巴郡当在蜀地置郡之年(公元前285年)或稍后始置,南郡则是在公元前278年秦取楚之巫郡及江南地后合并而成。这就说明,廪君的年代虽不能早于春秋末叶,但又不能晚于战国末期,因而把他看作春秋战国之际似乎是比较恰当的。

廪君巴氏的活动地域,《世本》以为在巴郡和南郡以内,故称“巴郡南郡蛮”,但此说并不准确。廪君五姓所居的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假山,又说山有留难城,《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长阳县”下也记有留难山,“在县西北七十八里,本廪君所出处也。”假山在今湖北长阳境,清江北岸。依上文所论,廪君先世并不出自清江,其南迁于清江卮才有廪君一代见称于世,始居佷山,后来即沿清江“下至盐阳”。廪君活动的这些地区,战国时代均属楚之巫郡地。《十遭志》曰:“施州清江郡,……七国时为楚巫郡地。”至秦置南郡时,即划入南郡以内,《水经·江水注》载:“(巫)县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汉初,假山又隶于武陵郡。《汉书·地理志》“武陵郡”下记有“佷山”,《续汉书·郡国志》“南郡”条下亦载:“佷山故属武陵。”可见西汉时假山不属南郡而隶于武陵郡。《世本》记载廪君活动的夷水清江,其中下游及入江口在西汉初年隶于夷道。《汉书·地理志》“南郡”条下有“夷道力,《颜师古注引应劭日:“夷水出巫,东入江。”“南郡”条下又记属县有“巫”,班固原注云:“夷水东至夷道入江,过郡二,行五百四十里。”可见,廪君活动的清江口在西汉隶于南郡。这就证明,廪君兴起的假山,秦代属于南郡,汉初属于武陵郡,后汉又属南郡,而廪君顺夷水东下战胜盐水神女的入江口一带,西汉一代均属南郡,这些地区均与巴郡没有关系。因此,《世本》说廪君是巴郡南郡蛮,这一记载是不准确的。蒙默先生在《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一文中,曾根据《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所记汉代南郡太守报请廪君后代岁赋一事,判言廪君巴氏所居之巴中,秦时是在南郡境内,归南郡地方官管辖,汉承秦制,也属南郡,这同我们的分析是颇为一致的。

 

三、宗姬与廪君的关系

 

通过以上对宗姬巴国和廪君蛮夷的几个问题所进行的考察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大体上已揭示出来,最后有必要再作一些简略盼比较以为结论。

就族属而论,宗姬巴国出自姬姓,姬姓在先秦史籍中被一致认为是黄帝后代,而黄帝则相传是西北高原羌人的祖先,故《华阳国志·巴志》撰日:“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巴与周同源同宗,故日宗姬,常璩亦说:“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其源流和发展脉络可以说是比较清晰可考的。廪君出自濮人,《世本》记其先世“故出巫诞”,巫为北巫,在汉水支流古夷水一带,称为涎则表明是北巫的濮人,与出自姬姓的宗姬之巴显然育别。

从活动地域来看,宗姬巴国在殷卜辞中称为巴方,其地大致在今跌西南部,西周初年受封于周室南土,立国于汉水上游古沔水一带,是著名的“汉阳诸姬”之一,距殷时疆域相去不远。春秋时代,巴与楚、邓和战不定,其领地依然以汉上为中心,不过由于攻伐征战频仍,其疆域的伸缩屡随战争的胜负而变易,难以确定。春秋战国之际,巴受楚逼,逐渐南下,辗转进入今四川东部,发展成为一个“其地东至鱼复,西至焚遭,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的国家。廪君先世本在汉水中下游之西的古夷水及其近地活动,在春秋战国之际濮人大迁徙的潮流中南迁至盐水清江,依照地名随人迁徙即“名从主人”之例,将盐水命名为夷水,并在那里发展壮大了自已的部落组织。尽管宗姬巴国和廪君先世均有南迁的史实,地域也比较接近,但宗姬巴国南迁后又继续西上入川,而廪君则无这种史实发生,故于战国秦汉年间被视为南郡蛮夷,说明二者在地域上的区别是比较显著的。

宗姬巴国的年代可追溯到殷高宗武丁时期,文献中则明确记载周初为巴子之国,战国后期灭子秦,其余部则灭于楚。廪君的年代远远晚于宗姬,虽然濮人的历史可上溯到殷代,但廪君别为氏族另立宗氏的年代则不能早予春秋末叶。此外从《世本》记载来看,廪君时“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与其余四姓争长也仅是对于部落颁导权的争夺,诸如以掷剑乘船得胜而约以为君,这种落后的方法正是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所处的原始时代的情形,这同早已进入国家形态的宗姬巴国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综上所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并不存在同一的或相互继承的关系,无论在族属、地域、年代还是在社会形态诸方面,二者均判然有别,实难混为一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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