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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2008-03-24 19:01 共计Loading次阅读  0 我有话说

    公元1426年,28岁的朱瞻基继父位登皇位,世号宣宗,遂改年号为宣德,九年零七个月后,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随之结束。宣宗文治武功,延续了明王朝的兴盛,《明史》称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赞仁、宣二朝为“仁宣之治”,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的确,宣德一朝确实为有明一代最为辉煌的时期,其官窑瓷器的烧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窑烧制的极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窑还代表明清官窑烧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干卓越,且有许多雅好,如“尤工绘事”,“留神词翰”,其中尤为人道的是“好促织之戏”。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价不减宣和盆也”。这里,沈德符说明宣德官窑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为时人追捧的名品。
    促织又名秋虫,古代俗称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专为宣宗斗蟋蟀烧制的官窑虫具。明代养蟋蟀成风,袁宏道《促织志》有“京师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记录,当属这一真情的写照。斗养蟋蟀既为时俗又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典故而闻名,但他关于宣德蟋蟀罐的记录毕竟不属正史,其所记是否可靠,必须具备真实的证据。然而,北京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八百七十余件,台北故宫收藏宣德官窑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连同国内外各博物馆的同类藏品包括在内,也还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却无一件宣德虫具。因此,不过就是在十几年前,人们关于宣德官窑虫具的情况还处于疑惑当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镇明御器厂先后出土经复原的宣德蟋蟀罐计二十余件图一,这不仅证实沈德符的记录真实可靠,且为一向少见的宣德官窑虫具提供了实物资料。所以,刘新园先生经潜心研究,从虫具的溯源入手,结合相关史学、器物学、类层学、绘画工艺等多种学科,对这一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总结,并出版了《明宣德官窑蟋蟀罐》这一专著。在这部书中,刘新园先生提出了古代关于“斗盆”与“养盆”之辨的问题,认为景德镇出土的这批蟋蟀罐是所谓“斗盆”而非“养盆”。
    笔者多年从事史学及考古的学习研究,近十余年又热心于中国古陶瓷的学习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镇烧制为重点,且于明清时期的虫具情况饶有兴趣。1999年以来,笔者专往北京、景德镇观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虫具,并有机会向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的专家讨教相关问题。这些年又有机会接触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间收藏,居然访见一件永乐斗盆图二。尤其是多年以来,《中国文物报》重视古陶瓷科学,关注馆藏并充分运用其科学的物证以飨读者,同时又关照民间收藏并加以正确引导,推进专家同民间互动,笔者备受感召,故愿借贵报一角,就景德镇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问题提出个人看法,并就这批蟋蟀罐的分期问题提出商讨意见。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笔者访见的这件永乐盆,口径23厘米,底径21厘米,微呈底窄上宽式。该器连盖高19.5厘米,不连盖高11厘米,器壁与器盖皆绘二条衔花夔龙,器盖堆塑二龙戏珠,口与盖为子母式,底为平砂底,中心为一直径7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内阴刻花瓣式篆书“永乐年制”四字官款。该器内壁只少量挂釉,内底中心部分不挂釉,可以认为是为防止蟋蟀斗咬时打滑而有意为之。而且,该器去盖后,其口径较阔大,形状似盆,便于观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记录若合符契,故依据文献称其为“永乐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径皆为13厘米,高9厘米,形状不类于盆而类于罐图三,而且与文献所说的“蟋蟀罐”相符。这两件虫具形制不同,一为盆名,一为罐名,孰为斗盆,理当为先决问题。
    古人从蟋蟀的捕捉、饲养直至斗咬,所用虫具种类繁多,且十分讲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饲养用具,有关其名类情况文献记录颇详,却无“养盆”这一说法,故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另一类为斗咬用具;这当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顾名思义,是古代专门用于观看蟋蟀斗咬的瓷质虫具,因其形状类于盆而名,亦名“盆栅”,俗称斗盆。一般认为,斗盆的出现是始于宋代,宋贾秋壑所辑《鼎新图像虫经》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样图四,明确其为斗盆,并且为宋代皇室斗虫所用名品。明刘侗《促织志》云:“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相合,而内乎斗盆”。这里,刘侗不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体说明,而且还是较早的关于斗盆的说法。自宋代至于明清时期,斗盆的形制既相传承,又有所变化,而以皇室专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从延辑《王孙监·盆栅各式》云:“初用绝大蛩盆,名曰斗盆。继用圆栅,以纸为之,如帽笼式。……后改为长栅,亦曰方栅”。这是关于民间所用斗盆的演变情况。可见,斗盆无论方形或圆形,都是体积较大便于观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状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讫于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为瓷质圆栅式,民国李大羽中辑《蟋蟀谱》除刊出宋内府盆、宣和盆、平章盆与《鼎新图像虫经》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样相似之外,还顺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乐盆”、“宣德盆”式样,这是关于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贵史料。图二永乐盆就是一件这方面的实物资料。目前虽然尚不见宣德斗盆实物资料,但可以证明“宣德盆”在历史上实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并非宣德斗盆。
    尤其难得的是,《蟋蟀谱》还对明“永乐盆”、“宣德盆”的具体尺寸作了记录,说明“永乐盆”、“宣德盆”高三寸,罗元九寸。罗元就是今所说的直径。古代尺寸小于今所说的尺寸,如以文献同图二实例相互考证,这件永乐盆的尺寸同文献记录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认为是文献所说的永乐斗盆,而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则与文献相去甚远,其为斗盆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刘新园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窑蟋蟀罐》一书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图片,显示该罐外壁三童围一方桌,桌上放置一体积较大的圆盆,其中的一小儿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图五。从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关系来看,这一圆盆明显大于宣德鼓式罐,因此刘新园先生称其为“大大的罐子”,即文献所说的明代圆栅式斗盆。这与景德镇出土的直径仅为13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与图二永乐盆相符,又证宣德鼓式罐不属斗盆。
    1886年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刊出一幅清晚期时人斗蟋蟀的线图图六,图中许多人在围观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长芡挑逗方盆内的蟋蟀。这个方盆应是文献所说的“方栅”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群观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后的多宝格以及案几上,堆放着多个筒式罐,这些筒式罐与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辙这一情况应当注意:方栅既然已被确定为斗盆无疑,多宝格及案几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显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样,与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从这幅图还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个,而蟋蟀罐的使用却需要多个。这说明,斗盆的使用数量极少,因此难见实物。这也正是景德镇虽然出土多个宣德蟋蟀罐,但不见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这本身就说明其不会是斗盆。退一步说,无论这件永乐盆的真实情况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过文献与实物图二相互参证,可以认为这件永乐盆就是文献所说的圆栅式斗盆,目前虽然尚未见宣德斗盆实物,但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并非斗盆。
    斗盆的情况已经明确,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归之于“养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古器物要想获得科学的定名,不能脱离相关史学的合理解释。从文献来看,古人饲养蟋蟀用具皆为陶制品,不用泥制或瓷制器具,并且绝无“养盆”这一说法。所谓养盆之名是民国以来近世京城一带人关于饲养蟋蟀用具的称谓,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称谓毫不相干。那么,古人关于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况如何﹖笔者以为,这正是刘侗所说的“比笼”,亦即文献所说的蟋蟀罐。
    比,《说文》曰:“密也。二人为从,凡从为比”。意为比较、排选并兼珍藏之义。古代凡称笼之名,皆为竹编之属,随着历史的演进,其所用材质虽已为金丝银丝或瓷器取代,并非竹类,却仍沿旧名称笼。景德镇出土有著名的官窑虫具“宣德串”,亦名“过笼”,原因正在于此。比笼源于比匣,北宋时,人们以石匣贮藏参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须按身材大小,身体轻重是否相符,颜色是否相合等条件进行严格排选,合于上述条件才能被装入比匣,以备斗咬之用,故有“宝彼石匣,行伍武库”的说法。入明以来,比匣为瓷质蟋蟀罐所取代,俗称比笼或蟋蟀罐。刘侗关于这一情况作出具体说明,故曰:“初斗,虫主各内乎比笼,身等、色等合,而内乎斗盆。”这一做法直到清代还相传承,清陈昊《花镜》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织而往者,各纳之于比笼。”其意是说,凡到蟋蟀斗场参加斗咬者,皆以比笼贮藏促织入场。可见,景德镇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献所说的比笼,是贮存斗虫的专用器具,为斗具之一,也称蟋蟀罐。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以实物图二来看,皆暗含着一个历史的隐秘,即成祖朱棣与其孙朱瞻基都有促织之好,并且都留有专为其所用的官窑虫具。如果这一历史情况属实,景德镇御窑厂极有可能留下证据。事实也正是如此。景德镇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为圆腹坐盖式,圈足边沿较窄,足内无款;式二为圆腹坐盖式,盖底与器底皆书“大明宣德年制”单行楷书款。简言之,式一为无款罐,式二为有款罐。上述两式蟋蟀罐皆于1993年出土于景德镇中华路,并且有明确可靠的类层关系可考,证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较早,而且同1982年永乐后期地层出土的瓷器品种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于式一蟋蟀罐。特别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樱桃小鸟罐与青花瓜瓞纹罐,即每对罐分别由式一无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组成。二者相互比较,式一无款罐青花发色浓重,有明显的晕散,这与永乐青花器少款、发色浓重等情况相符,而且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为证据,应为永乐器无疑。式二蟋蟀罐发色浅淡,少有晕散,并且有明确的纪年款,为宣德器物无疑。文献有关于永乐盆、宣德盆的记载,景德镇则有明确的类层关系以及出土的实物为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式一无款罐应为永乐器,有款罐则为宣德器,而且证明朱棣与朱瞻基祖孙二人皆有促织之好的记录属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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