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青铜兵器

TIME|2007-08-09 16: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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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兵器的研究,无论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还是在西方汉学传统中,都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学术史意义上的青铜兵器研究存在多条发展线索,中国金石学传统自北宋晚期开始就对刻辞青铜兵器进行了记录。到乾嘉时期,青铜兵器的图谱之学大盛,并一直影响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金石学。二十世纪田野考古学对青铜兵器的研究源起于对安阳青铜兵器的讨论,近三十年来形成蔚然之势,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时空框架。西方对青铜兵器的研究是以收藏为基础组织的,尤其在草原地带青铜兵器的研究方面收获颇丰。在研究材料上,本文选取的材料不惟局限在发掘实物上,文字、文献和图象也是重要考察对象。在研究方法上,除考古类型学方法以外,艺术史形式分析和人类学方法也有所借鉴。在研究理论上,罗樾的形式风格理论、霍德的情境考古学理论和夏佩罗的艺术分析层次理论对本文结构影响较深。
  本文试图通过对早期中国的青铜兵器的形式与功能分析,从一个侧面管窥中国青铜文化的演化线索和特色。文中对青铜兵器的观察基本遵循实际战争使用和礼仪生活使用两条线索,突出影响青铜兵器形式演化的技术和社会动因,揭示出作为早期中国的主题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兵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仅仅是格斗器械。兵器的杀伤和保护功能构成其最基本的属性,在实际的杀伐功能基础之上,兵器具有军事权威和政洽力量的象征意义,并由此进一步生成作为身份区分和文化标志的意义。青铜兵器直接反映青铜时代的两个主题“战争与宗教”,亦即作为政治暴力和宗教暴力的表象。本文作为年代范畴的“早期中国”起自青铜技术在中国的出现,迄于秦统一,大体与青铜时代相当,秦代青铜兵器作为早期中国的青铜兵器的终结以附论形式讨论。作为地域范畴的“中国”并不采取常见的地理学概念,而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本文接受拉铁摩尔的方法,以边疆定义主体,将“中国”看成是不断扩张的文化集合体。
  内篇采用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形式分析方法全面整理了早期中国的青铜兵器发展谱系。第二章主要讨论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重新整理了商和西周时期铜戈的演化顺序,突出新干长胡戈的独特性,而反对将有胡戈出现年代贸然前提。铜戟的排列中强调分铸联装和联铸的不同传统,而将台西铜戟和西周时期的勾戟区分开来。柳叶形青铜短剑的排列注重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而将该类铜剑界定为作为身份标志的输入奢侈品。总之,在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中,注重各个个例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仅仅是时间先后顺序。在整理具体兵器类型的逻辑发展线索基础之上,本章提出早期中国青铜兵器存在本土新石器文化传统和外来青铜技术和文化两个渊源,其中,西来的青铜技术的影响和作为青铜技术传播载体的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形成的压力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商和西周时期青铜兵器面貌基本反映北方草原地带和中原地区的二元对立格局。同时,通过对商和西周时期的一些贵族墓葬青铜兵器个案分析,侧证社会等级表现规范的时代演化。第三章讨论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由于受到政治多元化的影响,东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呈现多传统并存局面,大致区分为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北方草原地带及辽东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及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等六个主要系统。本章试图整理各个文化区域中的特色青铜兵器组合状况,并就若干兵器类型,如铜剑、铜戈和铜矛等,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之间的传承关系进行讨论。各个区域传统的青铜兵器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由功能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大体反映这个时期的政治布局。各个区域之间既各有特色,又存在密切的交互关系。
  外篇将文献、图象和实物分析相结合,按照实际战争和礼仪生活的区分,讨论青铜兵器的使用问题。第四章讨论不同的青铜兵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同时将青铜兵器的形式演化置于一个能动环境下进行考察,指出青铜兵器形式的演化在一定程度上与战争组织方式的变化存在密切关系。第五章讨论青铜兵器在礼制生活中的运用。建立在实际杀伐功能基础之上,青铜兵器在早期中国是作为政治暴力的象征而存在,但在如何区分社会等级上并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由于早期中国战争和祭祀的同一和互换性,实际战争中的青铜兵器因而也具备宗教暴力的象征意义,不仅形成独特的宗教禁忌规范,而且也在宗教仪式和仪礼化战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徐坚/97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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