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札两本”真伪的考辨

http://news.artxun.com 2008-03-24 19: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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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木先生：

本日承先生邀吃晚饭，不幸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特专函道谢，千乞先生原谅。匆匆敬颂

春安

胡适敬上廿三、三，五

作者在文中称：“胡适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很漂亮，其传世的一些书法作品颇受欢迎。由于此帖是随手书写，一挥而就，一笔一画无刻意加工，因此，比他别的书法作品更流畅、更潇洒自如。”

笔者读了以上节引的鉴说文字，鉴于《帖》字迹的明显做作、板滞，才不免对鉴说者有强作解人之嫌。接着文中又称：“该《帖》是胡适于民国廿三年公元１９３４年三月五日写给同乡好友蒯寿枢的。蒯寿枢，字若木，安徽合肥人，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学务总裁。因与胡适都是安徽人，相互之间有往来。”因文中既未说明该内容的出处，又《帖》中也并无任何可反映、证明“若木”即蒯寿枢的文字内容。而《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所载字号为若木者，共有王任叔、王若望、王琦、陈定、陈崇光五人。故不知作者从何考得《帖》中的“若木”即为蒯寿枢的﹖鉴于以上异疑，笔者撰写了《胡适＜辞宴帖＞质疑》载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３日《中国书画报》６版，在文中标为两题，一、《帖》字迹与胡适手迹之比较；二、有关“若木”其人。并以《民国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第１版中的胡适诗稿手迹书影一件作为附刊以资比较。

今年３月２４日《中国书画报》第六版刊载了作者成春到的《对＜胡适“辞宴帖”质疑＞的答复》简称《答复》。文中称：“选择参照物不应以某一件作品为准”，“须知某人的不同作品，会因作品的年代不同、目的不同和当时心境不同等情况，往往有一些差别”。还称：“不仅如此，我还与蒯寿枢的一个儿子有交往，据他讲，虽记不得父亲请胡适吃饭事，但知道他父亲与胡适有过多次交往。而这一《辞宴帖》，也得到了他的肯定”云云。笔者认为《答复》正是应了谢稚柳在《论书画鉴别》中谈到：“既然鉴别的是书画，就不应抛开了书画本身为它的先决条件，而听任旁证来独立作战。不掌握书画的内部规律，反映书画的本质，这个鉴别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书画不可认识论。”

笔者为了对《帖》作进一步的考辨，遂到图书馆、书店查阅相关文献图籍，并向友人以及有关专家求助请教。终于在《民国时期书法》四川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第１版第１７６、１７７页见到胡适书影二种，尤其第１７７页“胡适行书信札”（简称《札》）的文字内容竟与《帖》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帖》写在“中央银行用笺”上，而《札》用的是素笺。又二者所书行格的字数也有所不同。对此“一札两本”，笔者将两者的字迹加以比较，结果《札》书写得自然流畅，遂使《帖》的造作之态更为明显，章法也显得局促，并且还发现了摹写作伪的显著特征详后。

又基于作札者胡适“不幸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当然无暇也无必要写两封文字、内容完全相同的信寄给受信人若木。鉴此，笔者虽对《札》的真伪尚不能作断言，但根据字迹的比较已可知《帖》应是《札》的摹本却几无异疑矣。因此，笔者又撰有《胡适＜辞宴帖＞是真的吗》并附刊了《札》书影载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３日《扬子晚报》Ｂ１５版。

上文刊出后，原作者在《再谈＜辞宴帖＞真伪》载同年３月２７日《扬子晚报》Ｂ１５版文章中认为已收入书中的《札》，不是胡适真迹，而是伪作。理由一是《札》中“敬颂”不能覆以“匆匆”，这是不敬；二是《帖》用的是而今已难找到的民国“中央银行用笺”，而《帖》用的是素笺。

笔者对此有不同意见，现列述如下：

一、《再谈》作者认为，“匆匆”与“敬颂”不能作连写，否则“是对人的大不敬”，“胡适绝不会出现像‘匆匆敬颂’这样的低级错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殊不知在前人的一些函札中，将“匆匆敬颂”作连写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惯例。倘若不信，只须看一下《名人手札百通》郑逸梅藏品，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１版中的一些书影，例如：清外交官薛福成札中“匆匆敬请勋祺不一”；近代画家吴谷祥札中“草此顺颂怡安”；近代诗人陈三立札中“匆匆敬颂近佳”；史学家顾颉刚札中“匆匆上即请撰安”；诗人柳亚子札中“匆颂近佳”；学者马一浮札中“草草附此顺颂春祺，不宣”等等，即是明证。由此可见，“理由”之一已显然不能成立。

从字迹比较上看，《札》中作“承”、“廿”，而在《帖》中作“”、“”。即《札》“承”字牵丝中有一横点，“廿”末一笔亦然。而在《帖》中被摹写者“疏忽了”。对此有必要指出，如此“疏忽”对一般而言本无可厚非，但对书画真伪鉴别而言，则决不能忽视，因为它堪为辨伪的有力证据。这便是上文中提到的摹写作伪的显著特征。

二、原作者又以《帖》用的是民国“中央银行用笺”为“真”的依据。此说不足为据。因为利用旧纸、笺、绢等来从事书画造假，是书画作伪惯用的伎俩。以此来说明《帖》的真实，这是一厢情愿，不足为凭。因为造假者无不用其极。

另外《再谈》作者指称《札》是伪作。那《札》作伪的时间必须是在１９８８年３月《民国时期书法》出版之前。众所周知，在当时书画作伪的现象相对还较少，又如胡适等人的信札的经济价值远不如近几年。况且如果说《札》是伪作，那它摹写的底本是哪一本﹖按照《再谈》“一《帖》一《札》，必定有一真一伪”而言，底本应该就是《帖》。那《帖》当时在何处人﹖又因何要将伪作拿去编入《民国时期书法》，而真迹却轻易地夹在《康熙字典》，而被人“意外得来”﹖显然这都是解释不通的。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帖》是摹写《札》的作伪造假产物。由于近几年来“随着名人信札收藏热的兴起，在金钱的驱动下，造假者也蜂涌而来”《香港普艺拍出的鲁迅手札是赝品》，详见《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２日第６版的结果。

尚有必要对《札》的真伪考辨的情况也略作说明。笔者对《帖》质疑辨伪的主要依据为：《帖》字迹明显有着做作、板滞之态，与胡适书迹的特点用笔、结构、风格不同。继而在“一札两本”比较中，尽管显而易见《帖》之造作、板滞，而《札》之自然、流畅。又《札》较诸同刊在《民国时期书法》“胡适行楷书轴”来看，两者的书法特点颇有相合处。但笔者为了“小心求证”多予比较，故又取由友人帮助提供的胡适信札手迹书影中与《札》书写日期接近的一些手迹来比较。如见自由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出版中胡适１９３３年２月５日致李济之、成舍我、陈博生信一通，通过比较后认为该两札的笔法特点和体貌均堪相合，至此才敢认定《札》当为胡适手迹。又笔者为慎重起见，就此事专门将《札》、《帖》书影等印件，以及就考辨中的一些问题投书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教授，向他请教。幸得耿先生复函，其中略教谓：“接大札及附印材料，得悉先生颇注意胡适相关各种材料，并细心作考辨，甚佩慰。《民国时期书法》不曾见过，所影胡适手迹应确实是胡适笔迹，无疑。”由此可见，笔者对《札》真伪的鉴别的结论专家是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