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考古学之父”

TIME|2007-08-09 16: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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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1896-1979)

  对普通读者来说,李济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在考古学、历史学界,他却是一个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这一称呼已为学界公认。

  李济(1896-1979),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192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李济从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6年秋,他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前往山西夏县对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进行的遗址发掘,写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第一页。

  1929年初,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的推荐下,李济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当时陈寅恪、赵元任分别为历史组、语言组主任。同年三月,李济接替董作宾领导了殷墟的第二次发掘。此后,李济主持了殷墟考古的历次发掘,获得巨大成功。在人生的后30年里,李济对殷墟发掘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李济的学生、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认为,李济一生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亦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70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方法的基础。”堪称“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的学术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三个领域。他的主要著作近年在大陆已陆续出版了几种: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最近又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开始》。研究李济的学术思想,这些著作基本上可以作为代表了。192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这部书为用人类学等现代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范例。主要内容包括对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的测量和分析、一千五百年间的中国人口统计、人口之迁徙、入侵及整合等。

  另一部著作《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一部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也是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报告之最初形式。李济的再一部著作是《中国文明的开始》,最早于1957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谈到了考古学研究之目的: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这样的属于两类但息息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中国人及其历史的研究之最核心内容。

  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总之,我们若把中国历史看作全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比传统的历史远得多。”“我们讨论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一点,与过去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感觉到,并已证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记录以外,还有另外的来源;由这些来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经引导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并且已经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们必须收纳考古学与民族学的资料,这些新资料,不但帮助他们解决旧问题,而且启发新问题。”

  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还阐述了新史学家应该达到的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告诉他的朋友的话,他说:‘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黄金,只要有人拣。’”这是讲要尊重本国的学术资源。“第二境界可以说是‘百闻不如一见’,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这是讲作为新史学家应该重视从实践中去获取知识。“第三个境界应该是‘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资料遇了这种有勇气的人,庶几乎可以相得相辅了。”“第四个境界,姑称之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最后一个似含有为历史学等学术之境遇辩护之意。他最后总结说:“在这一境界中作历史学语言学的工作,可以说和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样的。”

  李济的思想,最后似乎可以归结为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上面。这一点发人深省。他认为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然教育制度之弊端,导致了“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这须从中国学术的主流开始检讨。他批评荀子劝学以“礼”作为学的最高峰(“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认为“以礼为核心,培植出来的中国文化系统,自然涵育了很多人类珍贵的创获,但附丽于这一文化系统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却渐渐地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有点分歧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旧式教育制度所训练的“对对子”的思维方式,还有人们对待文字的态度。“中国的格物致知之说,始终没有离开书本子很远,可以说由于笃信文以载道的说法所致。”而科学思想之本质,特别显著的一点,就是不迷信文字,因为文字的地位“始终只是工具”。他说: 

  “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精神,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是不打诳语的。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刘文锁)

 

《中国民族的形成》         《中国文明的开始》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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