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影像作品技术含量日益丰富,在此我们并不想就作品的技术手段作过多讨论,但图片艺术家田太权和潘钺对技术的差异运用又如何指向作品呢?这个问题要等人们体验作品之后再去解悟。那么当我们进一步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说可以单纯地从图像内容来体会这些作品时,会逐渐感到,从一段特殊历史——以“文革”为想象和叙述的系列作品,到古典戏曲——以历史和传统为对象的各种重述,看似它们之间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巨大跨度和距离,然而两位独立的作者在作品的运思之间却暗含相互未谋的联系,这个未谋的联系就是: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现在和过去才构成了将来的意义。
用投向历史的目光透视今天,这正是生命和生存的展开。在展开的生命里,每个人都在一种 “共是”的生存状态中,以不可避免的非本真的方式生存,因而带来了对生命——自己的遮蔽。不仅如此,同时,历史也由于人的因素常常成为它自身的遮蔽物(据此也才能理解潘钺作品中关于“古代和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的焦虑)。
所以,当他们二人以一种构设来揭示人的生命及历史中某种被遮蔽的本真或实在时,就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现代的诗意态度,并构成了各自细致的对生命和历史的特殊关照。海德格尔曾经指出:人的主体自身就包含了历史。现在、过去和将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代就是历史。这些思辨性的话语表明,当代和历史的语言阐述必然会产生联系,而我们至今都在共享和回味这一贡献式的发现。
没有人可以真正回到历史,艺术家以回望历史的运思带来对生存的反观,人们所做的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向过去的回溯中,将历史的可能带来及获得某种唤醒。世界正是通过种征兆宣告我们不会忘记,因而今天在回答有关历史的“遗忘”的问题时,答案只会是“没有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