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 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到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

博宝资讯
TIME|2011-03-17 10:41:39
768
   
博宝艺术网

扫描二维码关注

随时随地收看更多资讯

徐悲鸿 徐悲鸿 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到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

  历史是一条延绵不断的发展长河,从1906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科,到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设艺术专修科,中国艺术教育由此开端发展,湍流至今。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寂,现在将这两段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对研究中国艺术教育在师资人才培养,课程教学体系、艺术创作实践等问题,具有相当的意义。

  一、艺术教育的造端之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深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求强思变的意识。1901年,主张变法修律的张之洞提出“劝工之道”,其一为开设工艺学堂。1902年,在人文荟萃的南京明代国子监原址,建立了一座“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针对当时学堂缺少师资的实际情况,1903年,继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呈《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规划了学堂办学规模,招生人数与学科学制,认为“师范学堂是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1)

  1906年秋,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学监李瑞清的努力下,清廷学部准呈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制,开办图画手工科。图画手工科在学堂内设置专门画室,教授中西绘画、用器画、图案等课程,其手工课程包括了各种材料工艺制作。此举一反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中重文史轻工艺的陋习,倡导培养学生的动手制作技能。以绘画、制图教育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其教育目的不仅可以培养纯粹高雅的绘画艺术人才,更具有为民族工业、制造业培养设计艺术人才,振兴民族实业的意义。两江师范学堂为此聘请日本教习讲授制图、手工课程。是年,清廷颁布《通行各种优级师范选课章程》,图画手工科成为师范教育的必修科目。以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为典范,各地纷纷仿效,开办图画手工课程。1907年,天津北洋优级师范学堂、两湖师范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开办图画手工科;1908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开办图画手工科。两江师范学堂第一届图画手工科毕业生吕凤子、汪采白、姜丹书、徐作哲、张衮、吴概亭等人成为中国高等师范艺术教育的第一批师资力量。1911年,两江师范毕业生沈启侨被派往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专科任教;姜丹书被派往杭州浙江师范学堂接替日本教师图画手工课程教席,并任系主任;吕凤子则辗转于全国各地从事艺术教育。他们将图画、手工、制图教育的课程播向了全国各地,开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之先河,功莫大焉。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两江师范学堂停办。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1916年,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恢复图画手工科教学;1918年图画手工科改为工艺专修科;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设工艺专修科;1924年,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工艺专修科独立,成立江苏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27年4月,江苏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入第四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改称艺术教育专修科,分国画、音乐、手工三组。(详情见表1)

  1928年5月,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旋即改为中央大学,内设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1938年8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名为师范学院,艺术科改称“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学制3年。此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科名称、学制几经变化,但是中国艺术教育造端意义未失。

  1943年3月15日,徐悲鸿在重庆《时事新报》发表《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说:“南京之高等师范,所设之艺术科,今日中央大学艺术系之先代也。”(7)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是当时国内最高艺术学府。图画手工教育直至后来的工艺教育、手工教育,转而融入到中、小学图画手工教育之中,绘画教育逐渐成为高等学院艺术专业方向,这与张之洞当年“劝工之道”的初衷渐相分离。

  二、艺术师资的集聚之地

  由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教育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工艺教育,发展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的绘画教育,中国的艺术教育从绘画、制图、手工并重的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到纯绘画艺术教育,是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将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课程结构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课程结构作一比较,则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图画课程有:中国画、西洋画,手工课(包括各种工艺美术)。其中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每周42课时,每日7课时。图画课目有素描、水彩画、油画、用器画、图案画、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等。手工课目教授各种纸类细工、绳类细工、粘土工、石膏工、竹工、木工、漆工、金工等,与清农工商部工艺局纹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纸工、料工、铁工、画漆、图画等12科课目相似。音乐课目有乐典、风琴、钢琴、唱歌等。

  由于聘请欧洲如德国教师费用昂贵,聘请日本教习,具有费用省、路途近、文字语言文化接近的优点。两江师范学堂遂派员赴日本考察,为图画手工科延聘了日本人菊池谦二郎担任总教习,松本孝次郎担任总教授。两江师范学堂除中国画及音乐课程以外,主要课程科目均由日本教员任教,开设课目基本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教学模式。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建立以后,中国人才已有累积,因而一改两江师范聘请日籍教习的做法,广延海内名师,聘请本国留法、留日学成回国的艺术家来校任教—李毅士、徐悲鸿、潘玉良、陈之佛等人先后辞去在上海的教职,应聘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艺术系科教授阵容日渐强大,中西绘画类课程亦得以细化,并增设教育学课程。与此相对,各种手工材料课程则大部删除,仅存劳作课一门。1928年9月,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演讲,首次提出坚持严格的素描练习和写实精神的艺术教育主张。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育设置方针为:“甲、培植纯正坚实之艺术基础,以造就自力发挥之艺术专才;乙、养成中学及师范学校师资;丙、养成艺术批评及宣传之人才以提高社会之艺术风尚,而陶铸优美雄厚之民族性。”(8)

  据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3级学生袁振藻回忆: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艺术系主要课程有素描、水彩、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油画、图案;教学以绘画课程为主。黄显之先生教一年级素描,陈志华先生教一年级水彩,徐悲鸿先生教二年级人体,秦宣夫先生讲授西方美术史,吕斯百先生教油画,陈之佛先生教图案,傅抱石先生讲授中国美术史。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课程重视绘画与艺术史、教育学课程,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教学模式占主导地位,辅以日本美术教育方法,构成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的课程特色,成为国内新式美术教育的典范。

  1944年3月25日,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序》中说:“中国自有新教育,即有中央大学艺术学系。”(9)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是当时中国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师资建设,人才引进,课程设置备受全国艺林瞩目。建系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央大学艺术学系有学院派、古典派和新派的种种议论。对于这些门派之见,1943年,吕斯百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发表《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一文,论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与学院派、古典派、新派的关系时说:“本系平时注重基础的培养,顺个性的发展,无所谓派,更无派别。唯其我们严格地采取学术的立场,无门户之见,所以能融全国各家各派于一炉。过去我们聘请教授,没有放过一位艺坛巨挚,吕凤子先生、汪采白先生、高剑父先生、潘玉良先生、张大千先生(曾一度讲学)、张书先生、唐学咏先生、马思聪先生、庞薰先生等,力量何等雄厚。至今学生融会贯通,各尽其长,影响所及,能不感激。至于现任教授,徐悲鸿先生、陈之佛先生、吴作人先生(在假)、黄君壁先生、傅抱石先生、黄显之先生、李瑞年先生、谢稚柳先生、许士骐先生、费成武先生、周崇淑先生、王孝存先生、何作良先生。助教:曾宪七先生、艾中信先生、倪则和先生、康寿山先生,更用不到介绍。他们到中央大学不是为束薪,而是为了学术上的共鸣。”(10)以上教授名单中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生有吕凤子、汪采白等人;张大千是曾农髯与李瑞清的弟子;留学日本的教授有陈之佛、傅抱石、高剑父、汪采白等人;留学法国的教授有徐悲鸿、吴作人、黄显之、吕斯百,潘玉良、李瑞年、许士骐等人,一时群贤毕至,济济一堂,使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彼时中国美术高等教育的重镇。

  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一时之间名师荟萃,形成了当时中国艺术教育最为完备的师资队伍。而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国的民生与工艺遭到了巨大破坏。由于国立中央大学的艺术家们的艰苦努力,艺术系教学与师资力量不仅得以保留,还得到了发展,以留法教授为主的西画教学,以留日教授为主的中国画、图案画教学体系日渐形成,以绘画为主,以音乐为铺的教学结构日趋完备。同时,在极其困难的战争年代,选拔留校了一批青年教师,保证了艺术教育事业后继有人。

  三、艺为人生的教育情怀

  李瑞清先生是中国高等学校设艺术学科的创始人,擅长书法绘画,亲自讲授中国画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艺术教育师资,吕凤子、汪采白、吴概亭、姜丹书、张大千等皆出其门下。李瑞清先生视教育如生命,视学生如子弟,鼓励学生自觉、自立、自强,在课堂教学以外,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增加学生课外的实践机会,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为人洁身自好,史称其人品格为“士中之秀,仕中之廉”者,其博大崇高的教育家情怀受到广大师生的普遍爱戴与尊敬。

  国立中央大学建立以后,中国艺术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回顾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四川的二十二年,历经战乱而艺术人才辈出,可谓是群星璀璨。这样的艺术成就是与徐悲鸿慧眼识珠,破格提拔人才的一贯作风分不开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作为艺术教育家,徐悲鸿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爱生如子,创造机遇,积极推荐优秀艺术青年,创造出国留学深造机会,为国家培养美术创作与艺术教育的领军人才;2、不为学历文凭限制,破格录用杰出美术青年为国立中央大学助教,提高教师队伍的艺术创作水平。3、在百忙之中做到有信必复,有求必应,冲破世俗藩篱,允许优秀美术青年以旁听生身份入校听课,再行录取培养,做到有教无类,冲破了考试制度的限制,扩大了艺术教育的影响力。在现代艺术教育史上,徐悲鸿先生桃李盈门,硕果累累,留下了诸多艺坛佳话。

  徐悲鸿初到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时,约美术青年王临乙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读书,并且供应其生活费用。1928年7月徐悲鸿到福建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时,建议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圭用官费,派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学生吕斯百、王临乙赴法国留学。此事引起福建省内部分人士的不满,以至黄孟圭罢官,吕斯百、王临乙得以去法国里昂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留学。吕斯百回国以后,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历任教授、代理系主任、系主任十多年,成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事业的领军人物。徐悲鸿还推荐了四川青年画家蒋兆和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任教,并安排蒋兆和在其画室兼书房住宿。徐悲鸿在福建结识了集美中学美术教师张书,赏识其艺术才华,毅然聘请张书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教育专修科助教。当年上海南国艺专学生吴作人、吕霞光、刘艺斯追随徐悲鸿先生,到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当旁听生。吴作人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在《南国周刊》发表第一幅作品《和平神下的战舰》,校方以取消旁听生为借口,勒令吴作人、吕霞光、刘艺斯限期离校。在徐悲鸿等人的帮助下,吴作人、吕霞光、刘艺斯赴法国留学。吴作人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油画工作室,后来得到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庚款助学金”名额,转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巴斯天教授工作室”学习。吴作人回国以后,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教育部终身教授,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1929年,黄养辉携带所画素描习作拜访徐悲鸿,徐悲鸿认为其素描精确稳练,已经有大学一年级程度,约其下学期开学时到校上课。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学生顾了然,引见美术青年杨赞楠(杨建侯)携画拜见徐悲鸿,徐悲鸿对杨赞楠的习作甚感满意,当即留杨赞楠作为旁听生入校学习,经考试成为在籍学生。杨赞楠毕生从事艺术教育与绘画创作,成为卓有建树的中国画家、美术教授。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许多旁听生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人才。

  不避子侄,形同父子,师生之间保持终生的信任与友谊,学生们自觉地追随老师,以老师为人生的楷模,是两江师范学堂与国立中央大学的一贯作风与传统。老师对学生赏识有加,有知遇之恩,学生对老师的师德风范铭刻在心,转化成为对艺术事业的不懈追求。徐悲鸿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中国又一代艺术学子。以至于学生们自觉的团结在徐悲鸿的旗帜下,树立了坚定明确的人生目标。为中国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事业奋斗终生。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1944届毕业生陈志华先生在85岁高龄出版文集时,在文集扉页写道:“我的恩师颜文樑、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能磨灭,他们的道德学问激励我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教育经受了八年抗战的生死考验。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置生死于度外,不仅坚持正常的教学活动,还积极投身抗战前线,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抗日战争与民族灾难的作品,载入了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美术史册。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沦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与上海美专等请愿同学3000余人,举行请愿示威,逼迫蒋介石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礼堂前接见学生。1932年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兆和先生当时在上海任教,积极投身抗日,为抗日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画油画肖像,印刷数万张,帖遍街头,鼓舞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1934年,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教授潘玉良举办“支援绥远军民抗日的义展”,捐赠玉佛像,田汉撰写文章给予高度评价。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潘玉良以无所畏惧的气概发表讲话,谴责一些人在抗战时期,远离现实,话多画少。激励艺术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战烽火中,徐悲鸿多次画雄狮以象征中华民族,用象征性的手法,抒发画家对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愤慨与对民族危亡的忧虑。1934年画《新生命活跃起来》,画雄狮飞跃于山颠,题“甲戌岁闲,危亡益及,愤气塞胸,写此自遣”(12)。1938年画《负伤之狮》抒发国难之时对国土沦丧,军民伤亡的忧怀。1939年徐悲鸿客居新加坡作《侧目》之狮,画雄狮怒目凝视张开血盆大口的毒蛇,对日寇的暴行表现出毫无畏惧的迎战神情。1942年创作大幅国画《会师东京》,怒吼的群狮代表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队会师在日本富士山顶,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了必定胜的信心。

  1937年8月14日起,日寇飞机轰炸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被炸毁。9月23日教育部准令学校西迁入蜀,以保护民族教育的生机。艺术科师生投身抗战前线,在抗战烽火中以手中的画笔为武器,肩负起民族大义的重任。吕斯百创作油画《炸后》,描写重庆迭遭日寇飞机大轰炸的惨状。1938年,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讲师吴作人组织战地写生团,与孙宗慰、陈晓南、沙季同、林家旅等人一起赴潢川、商丘等五战区前线阵地写生,收集素材,反映抗战实况宣传抗日。1940年8月20日,日寇轰炸机狂轰滥炸山城重庆,吴作人目睹惨状,以手中的画笔,画下了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山城的悲惨景像,画成油画《重庆大轰炸》赴美国展出,抗议日军杀害中国无辜平民的滔天罪行。1939年至1942年之间,徐悲鸿、宋步云等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用于抗战与赈济灾民,表现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艺术家的民族责任感与良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张安治创作油画《后羿射日》,以中国的历史典故,寓意“羿射九日,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心,鼓舞中外航空健儿奋勇抗敌。该画在贵阳展览时由中国航空学院收藏,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幅重要的油画作品。蒋兆和目睹日寇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于1943年9月创作巨幅中国画长卷《流民图》,同年10月29日在北平文庙展出,作品表现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难民群像,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作品高超的现实主义写实画法,在中国人物绘画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国立中央大学要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并由此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新学风。1943年,吕斯百在《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中说:“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表现,甚至我们常说:艺术是时代的领导者。”(13)在外交战线上,原两江师范和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艺术家成为国际舞台上中国艺术界的代表。他们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在国际画坛上频频亮相。1939年,画家张善等一行途经法国抵达美国,一路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在美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吕凤子创作《罗斯福》像赠送美国政府,罗斯福总统来函致谢并捐赠二千美金支持办学。1945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潘玉良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同仁在巴黎报纸上全文发表公开致电,强烈要求收回和赔偿被日寇在侵华期间抢劫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其严正的立场,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的师生以民族存亡大业为重,在极其困难的战争年代,实现了勇猛精进、庄敬日强的办学宗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张书绘制巨幅花鸟画《百鸽图》赠送美国罗斯福总统,反映了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的共同心声。1946年张大千作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现代画展,在巴黎、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展出。1948年,英国潘布鲁克美术馆邀请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教师张安治、费成武、张毌英、陈晓南举办“当代中国画展”,英国首相丘吉尔前往参观,绘画艺术架起了中国与盟国政府元首之间的友谊桥梁。

  在现代中国美术教育史上,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和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是20世纪中国艺术教育的参天大树。清末两江师范学堂是其根,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是其干,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则是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艺术系等艺术系科都是其不断的文脉。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艺术教育之花遍及神州,对中国现代艺术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张之洞《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三江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后以两江总督府两江为名。优级师范学堂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学堂,初级学堂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学堂。

  2)  1927年6月至1928年4月,在原校址十个月内四次改变学校名称。

  3)  此为当时国内唯一授予文学学士学位的艺术学科。

  4)  陈远编《逝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北京,2005版。王运来《罗家伦重建中大》载,1931年至1932年,学校在一年之内七易校长。1931年“9.18”事变后,中央大学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戌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捣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1931年9月)随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央大学校长。因学生反对,当月月底即辞职。1932年2月,国民政府改任原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但任坚辞不就。校务则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1932年6月,刘光华辞去代理职务。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大代理校长。学生反对政客式人物担当校长。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解散中央大学。同年7月上旬,行政院决议,成立中大整理委员会,李四光代行校长职务。8月26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

  5)  此时由于战争原因,生源锐减。

  6)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六四八,案卷号2317,时间为1942年。

  7)  徐悲鸿,《悲鸿随笔》,《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页89。

  8)  转摘于李超主编:《勇猛精进,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西画实践》,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页3。

  9)  徐悲鸿原著,王震选编《徐悲鸿论艺》,《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序》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1月,页155。

  10)见吕斯百《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原文1943年刊行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转摘自李超主编《勇猛精进,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西画实践》,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1月,页40。

  11)1931年“9.18”事变后,中日关系全面紧张。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法国巴黎美术学校的教学模式,成为美术教学的主导模式。原图画手工科的教育模式被绘画组所替代。

  12)唐培勇著《徐悲鸿绘画鉴赏》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页85。

  13)吕斯百《艺术系的过去与未来》,原文1943年刊行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学系系讯》。转摘自李超主编《勇猛精进,中央大学艺术系的西画实践》,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1月,页41。

博宝声明:文中出现的数据均来自博宝艺术网数据中心,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转载请标明出处。

延伸阅读:
徐悲鸿惟一抗战画将拍卖
徐悲鸿艺术学院“策划与推广”在职研究生招生简章
宜兴隆重纪念徐悲鸿诞辰110周年
徐悲鸿三油画拍出56万元
徐悲鸿珍品深夜抵苏 《田横五百士》等48件作品4月28日起在苏博新馆展出
徐悲鸿纪念馆被诉卖假画 书画市场面临信用危机
40多年守护徐悲鸿纪念馆 廖静文:半个世纪的守候
艺博会徐悲鸿、陈逸飞名作是镇馆宝非卖品
草堂诗书画院下月剪彩 徐悲鸿《马》将亮相草堂
第二届徐悲鸿美术奖在京开幕廖静文女士亲自颁奖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博宝艺术网的立场,也不代表博宝艺术网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