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此，《CANS艺术新闻》特别制作皇室御用印玺专集，从拍卖年鉴数据库的拍卖成交记录中整理出拍卖成交的前二十大排行拍品，以便做一回完整的回顾与分析。
从上世纪世界各个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中不难看到，皇帝玺印不时出现，但当时至多能判定其年代，而无法对其真实属性有明确的认识和了解。故只是按照其质地来做归属，参照玉雕或石雕的标准给出基本估价。而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1年后，皇帝皇后印玺在国内国际拍卖市场中频有出现，且均有不俗的拍卖成绩，这时的定位已相当准确了，作为目前在拍卖市场中异常闪耀的宫廷御用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后印玺市场的迅速升温与扩张说明御用印玺已经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的独立领域。
皇帝玺印是皇权的象征。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等清帝以异族统治中原，为了巩固政权积极吸收汉文化，对汉文士习尚尤为重视，故承袭了印玺之传统。
帝后印玺在拍卖市场上大放异彩且迅速产生连锁反应的开端应该始自2001年9月法国巴黎Poulain & Le Fur拍卖公司举行的一场规模不大的中国艺术品拍卖，拍品中包括一套康熙皇帝的御用玉玺和一方《太上皇帝之宝》。据了解这些拍品包括「随安室」所藏的〈乾隆宝薮〉都是当年八国联军法军统帅福里自中国掠夺的宝物。
康熙皇帝的御用玺印，在康雍干三朝中是数量最少的，留存至今更有限，而完整的盒装套印，如此套宝玺，更是独一无二。此套十二方均见于《宝薮》著录，而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康熙印玺中，被入选的只有三枚，由此可见此套印玺之重要和珍贵。
此套印玺于盒中自上至下及先右后左之次序，分别为：寿山石“坦坦荡荡”朱文长方印，寿山石“戒之在得”朱文方印，白玉“康熙宸翰”朱方和“稽古右文”白方连珠印，青玉“保合太和”朱文方印，碧玉“中和”朱文葫芦印，青玉“康熙宸翰”白文长方印。田黄“景运耆年”朱文长圆印，田黄“景运耆年”朱文长圆印，白玉“畅春”白文长方印，田黄“康熙宸翰”白方和“戒之在得”朱方连珠印，白玉“佩文斋”白文长方印，田黄“坦坦荡荡”朱文方印。诸玺印材均属优质，其中四方田黄最为珍贵，尤其“康熙宸翰”和“戒之在得”连珠印的质地接近冻石，更见稀珍；寿山石“戒之在得”的材质接近田黄，亦属此石中上等；几方玉石中有三方羊脂白玉，二方青玉，一方碧玉，也均上乘。
此十二印虽归为艺文用印，其印文却反映了康熙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中和”，“戒之在得”，“稽古右文”等。其中刻于康熙六十年的“戒之在得”印，更具有特殊意义。据《秘殿珠林》卷一《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册》著录和乾隆《高宗御制文二集》卷十三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命大臣采择经语刻小玺。备六十年时用，康熙六十年五月刻成后，康熙即随身携带，驻避暑山庄时，乾隆亦以此小玺受恩，以后乾隆顺利继位，当与此有关。可见此印虽小，作用却非寻常。
另一方为青玉质交龙钮的“太上皇帝之宝”为典型的乾隆中早期风格玺印。此方御宝用新疆和田青玉琢制，质色纯美，体积硕大。印文篆法别致，印钮为双龙背向蹲踞，气势雄伟有神，立体感极强。在历史文献中记载：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届期归政。并下诏：“⋯⋯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受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清高宗御制文余集》卷一），这样乾隆成为清代唯一一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上皇。而此印是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用喜字第一号御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印面二十二点五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皇帝御宝，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后，内府工匠又用不同质地制作了多方太上皇帝之宝，此宝即是其中之一。
虽然Poulain & Le Fur这两组印估价不是很高，分别为30至40万法郎和40至50万法郎，但拍卖图录的对这两组印玺的定位已经非常精准。
拍卖当天众买家竞夺许久，最终二者分别以630万法郎和460万法郎成交、且均被华人买家收于囊中，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使得人们意识到皇帝印玺版块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同时也看到了华人收藏家的强劲购买力，其市场前景充满诱人的利益与无限希望。
2002年市场略微平静稍作休整，热点转向中国大陆和香港，海外秘藏多年的藏品纷纷回流，北京华辰拍卖先于春季拍卖推出《清康熙 寿山石夔龙钮御宝〈戒之在得〉、〈七旬清健〉》”两方重要印章，这对印章是清代康熙帝晚年的御用印，包括朱文“戒之在得”和白文“七旬清健”各一方，均为寿山芙蓉石，质地温润细腻，平顶浮雕双夔龙博古钮，雕工精致，并置于清宫特制的印盒之中（现盒盖已失）。康熙去逝之后，这对印章和其它康熙生前的用印一起封存于紫禁城内。一九OO年八国联军战役，大多数康熙玺印散失，部分且流失至欧洲。据了解，这对印章曾现身于法国某拍卖会，成交后迄今一直秘藏于外国收藏家之手。
根据《秘殿珠林卷一》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自己从儒家经语中选择了“戒之在得”四字印文，以纪念在位即将六十年。第二年五月，康熙在避暑山庄命大学士、著名书画家张照拟订字体，并由梅玉凤刻成。二印的印文也是康熙晚年心境的实录，“戒之在得”折射出内心的忧患意识；“七旬清健”则反映了对晚年身体健康的期盼。
这两方印文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宝薮》中均有著录，亦是清朝末年流失海外的重要帝王御玺，最终此对印以390.5万人民币成交，成为当时国内印章拍卖的最高价。为帝王印玺在中国大陆日后的兴起点燃起了希望的星星之火。
而后11月4日，华辰秋拍中，又推出一对乾隆帝晚年的御用印玺，包括朱文“太上皇帝”和白文“箕畴五福”各一方，均为旧玉雕蟠螭钮形制。为乾隆帝晚年常用的印玺，干清宫内所悬两对柱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交泰殿内乾隆帝临摹康熙帝“无为”匾上，均盖此对宝玺。“太上皇帝”事出乾隆帝传位嘉庆之史事，“箕畴五福”语出《尚书�洪范》，箕子向周武王上陈天资治国九法，即所谓洪范九畴。其中提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意指天子建立最高权威的首要方法是将五福赐给百姓，包括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五类，要作到“向用五福”。乾隆帝一生寿登八十，五代同堂，自认其统治时期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实现了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做《五福颂》中的意愿。因此他在传位后，刻制此玺，与“太上皇帝”相配使用。为乾隆帝重要宝玺之一。拍卖在多位行家激烈竞投中展开，最终由私人藏家以231万人民币纳入囊中。自此，帝王御用玺印在拍卖市场中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坚实的收藏基础，开始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
SARS在2003年弥漫亚洲地区，搞的人心惶惶，但延后的春季拍卖并未阻挡藏家如饥似渴的购买欲望，似乎还吊足了藏家的胃口，成为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皇帝玺印高潮年。7月7日香港佳士得开启了头阵，将早年那套举世闻名的《清康熙 佩文斋御用十二组玺》再次搬上拍卖舞台，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由于藏家们对皇帝玺印的认知已大不同。经多方激烈竞投最终以21,343,750港元成交，名列二十大排名第二，据了解是香港富商李嘉诚购得，该组玺并打破印石、文房清供天价纪录，成交价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紧随其后的7月12日，北京华辰拍卖也延烧战火，《清康熙 御用碧玉交龙钮玺〈康熙御笔之宝〉》拍卖，碧玉质，交龙钮，印面9.5厘米见方，是迄今所见到私人收藏中尺寸最大的一方康熙御玺。与故宫所藏清初的满文“奉天之宝”、“天子之宝”等金质国宝风格一致，无论是印钮，还是印文都称的上是康熙印玺中的精品。承德避暑山庄正门匾额“避暑山庄”四字上即钤盖此枚印玺，在康熙皇帝一生119方御印玺中占有异常重要地位，经过现场火爆厮杀最终以660万人民币创造了单枚帝王印的纪录，名列二十大排名第八。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香港苏富比推出「随安室」收藏《清乾隆 御宝组玺五件》，分别涵盖乾隆一生皇子、皇帝、太上皇三个人生重要阶段所使用的代表性玺印：田黄、鸡血冻玺印《宝亲王宝》、《随安室》、《长春居士》；田黄狮钮玺《德日新》；青玉交龙钮《太上皇帝之宝》（即前文在POULAIN &LE FUR拍卖公司卖出者），共五方，都经《乾隆宝薮》著录。此组拍品充分体现了乾隆御用玺印的特点和风格，为皇帝玺印的精品。本来香港富商李嘉诚对此组玺亦有意竞投，但现场突然出现的台湾买家陈武刚似乎更加志在必得，最终以29,182,400港元成交，再度刷新《佩文斋十二组玺》2001年底创造的纪录，同时这套组玺也成为目前帝后宝玺排行榜中的第一位。
2004年拍卖阵地转向香港，御玺市场呈现百花齐放。4月25日香港苏富比从海外征集到一枚特别精致的印玺，引起藏家的浓厚兴趣。此印为清乾隆皇帝的御用印玺，圆雕异兽钮，阴文篆书“契理在寸心”五字。此印用印石中的极品田黄冻石刻制，质量晶莹剔透，色泽均匀纯净不待丝毫杂质，更为难得的是，印体被切割成非常规矩的正方形，材料浪费很大，皇家的奢华于此可见一斑，像这样的材质即使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田黄类皇帝印玺中也是很少见的。
此御宝之为兽首凤尾鹰爪的瑞兽钮，后卧前蹲，回首斜睨，情态生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宝印钮之雕刻具有明显的清早期风格，如选取不同动物的不同部位组合成一个全新的瑞兽形态，这在清早期寿山石兽钮雕刻中极为常见。并且瑞兽眼仁处微凹，并填以黑色，视之极为醒目，恰如画龙点睛，使瑞兽立时游乐灵性。显而易见，乾隆此宝使用的是宫中原已雕好的现成存货，而此类早期印钮在清代皇帝的御宝中可谓独树一帜，最为精美。另外，此御宝印面文字布局均衡，篆法拙朴，印底虽留红较多，但文字丝毫不显纤弱。刻制时运用冲刀法，干脆利落，流畅自然单从其篆刻本身衡量也可以说是极有韵味的。
而印文“契理在寸心”源于皇帝本人的御制诗文：“盘古实有三，中盘为最幽。我曾坐松下，几度沿溪流。契理在寸心，旷观足千秋。长哮万壑空，彷佛晤田畴。”诗中既描写了中盘幽深空旷的自然美景，也抒发了作者观景之余的所思所想，虚实相间，情景交融。此诗后来收入《御制诗初集》卷二十六中。并将其中的“契理在寸心”一句单独摘出刻成宝玺，自我炫耀自我陶醉的意味十分明显。这件“契理在寸心”在97年曾以不到100万港元有香港佳士得拍出过，这次最终被私人藏家以7,902,400港元购藏，名列二十大排名第七名，刷新了中国印章单枚拍卖的最高记录。
第二天，香港佳士得春拍又推出乾隆皇帝晚年的重要御用玺印——白玉镂雕龙钮《八征耄念之宝》。此宝为乾隆寿登八十而特别制作的印玺之一，也是首次现身拍卖市场。此印制作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虽然乾隆以“八征耄念”为印文的玺印很多，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六十余方，但此玉质地温和，龙钮镂雕技法纯熟，又是乾隆重要时期代表文物，因此有相当高的价值，曾见诸无数清宫收藏书画作品上钤盖的此枚印玺在私人收藏中可谓凤毛麟角，市场上首度释出自然吸引藏家们的轮番竞抢，最终报收2,863,750港元。
同年10月31日，香港苏富比秋拍“龙游帝苑”专场中，三方明清帝后御用玺印亮相，包括清乾隆 〈白玉交龙钮《纪恩堂》宝玺〉；清乾隆〈芙蓉寿山石双龙钮御宝《胸中常养十分春》〉和明〈仁孝皇后青玉龙钮谥宝《⋯⋯天齐圣文皇后宝》〉。三方都为难得珍品，让藏家们大开眼界。
首先是在拍卖市场中第一次出现明代御玺——“文皇后”永乐皇帝徐皇后的谥宝，虽然此枚御印为一方残损之印，仅余原物二分之一强，断裂处已经风化酥蚀，其它部分也有细微裂纹，且有明显火焚痕迹。但从现存部分可以看出，此宝为青玉质地，盘龙钮，龙头完好，微上扬，目前视，龙身微起，有威猛之感。虽年代久远痕迹斑驳，但尚存印文七字“天齐圣文皇后宝”和大部分龙钮。从龙钮风格、印文内容尤其是“文皇后”三字，明白指出此宝为一方明代皇后（永乐皇帝皇后的谥宝）。而从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人们便认为明代帝后的玉谥宝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这放宝印于几百年后重现于世实在难得。作为目前唯一的明代大庙尊藏的谥宝，最终以353.4万港元成交，亦可称得上物有所值。比原估价50至70万港元翻了好几倍。
首次出现的明确来源于圆明园的重要帝王印玺——《清乾隆 白玉交龙钮〈纪恩堂〉》宝玺。该玺印最终成交1406万港元，位居历年帝后御玺第三名。此枚御制玺印原存放于圆明园“纪恩堂”中，其位于圆明园九州岛岛景区，属于九州岛九岛之一，位于九州岛的东面，与御兰芬楼和镂月开云（原名牡丹台）毗邻。康熙六十一年，弘历在牡丹台第一次觐见康熙皇帝并临获垂训。乾隆当上皇帝后一直很怀念那次见面，而后分别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各存放一枚“纪恩堂”印，印的周身遍有乾隆御制诗，避暑山庄那枚印章现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这枚“纪恩堂”宝白玉质地，交龙钮，阳文篆书“纪恩堂”三字，印体四周刻乾隆帝御制《纪恩堂记》全文，馆阁体的蝇头小揩，一笔一画都笔意具在，显示出高超的工艺水平，此玺在《乾隆宝薮》中也有明确著录，属于宫殿玺。更引人注目的是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纪恩堂也未能幸免，此玺整体玉色泛青局部黑色，印体周身分布细纹，明显经过火烧但程度不深。在历惊劫难后仍能保存下来，实在是万幸。
最后出现的是清乾隆〈芙蓉寿山石双龙钮御宝《胸中常养十分春》〉，此印玺也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皇帝印章，原本与《随安室》、《和硕宝亲王宝》同装一盒为组玺。虽然同为皇帝的御用玺印，但有的特征明显，有的则很难辨认，“胸中常养十分春”玺就为后者，此前曾现身拍卖会，由于只有印行，并无印文，故没有引起藏家注意，而今发现为乾隆帝早年御用玺印，不少藏家是悔不当初啊。色泽米黄的上好寿山石，印顶随形浮雕双螭，阳文篆书“胸中常养十分春”，印文文雅，最特别之处在于印上刻有制钮者的名款，这在清代皇帝的印玺中是非常少见的，惯例中，宫廷御匠很少有在作品上署名的，而这方印玺却有“尔矩作”。可见此钮非宫内所为，“尔矩”是莆田人黄谷的字或号，现在已不甚清楚，但可知起善雕印钮，与当时皇宫有接触，这也为此印或清代皇帝印的制作增添了新资料，最终也以191万港元的价格成交。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收录了康熙皇帝一生119枚印章中的118枚印文的《康熙宝薮》，这是目前仅存的三件《康熙宝薮》中的一件，其它两件现分别于故宫博物院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典藏。此册《康熙宝薮》（即皇帝印章的印谱）收录的所有印文都是用原印直接钤盖上去的，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加之又是清宫原装原裱，印文钤盖清晰，品相极佳，故更显珍贵，成交价4,542,400港元。成为二十大排名第十位，这件唯一流失于民间《康熙宝薮》同时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册为私人收藏家收藏的皇帝宝薮，其对于鉴定康熙御用宝玺真伪的重要依据。最近几年，《康熙宝薮》中著录的宝玺屡现拍场，价格一路上扬。值得注意的是这册宝薮上一次出现在拍卖市场上是在2001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成交价只有79,200人民币。
2005年的皇帝印玺市场重点是春季拍卖，当年一共拍出5件重要御用玺印而春拍就占了4件，分别涵盖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御宝。其中康熙皇帝寿山石御玺对印《三无九有》、《日镜云伸》寻查《康熙宝薮》可见明确著录，尚存原配旧有匣盒底座，由私人买家325.6万港元买走。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征集到两方印章，皆白玉质地，印体切割规矩，色泽纯洁，局部有淡黄沁色。瓦钮，雕琢和抛光都极为精细。印文同是细朱文，一方印文为《涵月楼宝》，一方为《洁渠同民》，篆法流畅，笔划细如钢丝，均匀有度。其中《涵月楼宝》是建筑殿名印，《洁渠同民》为成语印，意思是“衡量的标准尺度与百姓是一样的”，如此俯视万民的气象恐怕只有皇帝才能当之。事实上，两印正是皇帝的宝玺。道光朝可以说是清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社会剧烈震荡，使得想有所作为的道光帝最终一事无成。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也影响到宫中的用费，加之道光帝本人一向节俭的作风，使当时宝玺的制作量骤减，制作也不像从前精致。从这两玺的形状、钮雕和内容判断，应是三方一套宝玺中的两方，而且是道光皇帝的御用玺印。此次拍卖的两方在道光帝的宝玺中都是比较精彩的。
而后香港佳士得「天和山房玉器珍藏」专拍中，清乾隆〈碧玉交龙钮玺《万泉庄宝》〉以437.6万港元成交。此玺碧玉质地上乘，色泽纯正而少有杂质，交龙钮雕工精细，其印文为阳文玉箸篆《万泉庄宝》四字，笔划粗细均匀。并在《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内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体量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符合，尤其印面上边部斑驳细密的小凹点，下边框内侧在雕琢时不小心作错的一道锉痕等细节，都在《宝薮》中有反映，可确认为乾隆时期真品无疑。此件曾于1986年4月10日在纽约苏富比拍出，也曾多次在海外展出。万泉庄是一个北京城西的小村庄，乾隆帝常经过此地，后来更激发他为此村追根溯源，考察地形的兴趣，最终撰写了名为《万泉庄记》的考证文章。乾隆在作文立说的同时，命内廷工匠特别制作了此玉玺，以纪念这学术成果。
另外，目前排名第六的清嘉庆〈白玉交龙钮玺《周甲延禧之宝》〉，以908万港元成交；排名第六。清康熙“御用寿山石长方印玺两方《日镜云伸》、《三无九有》”成交价325.6万港元，成交价325.6万港元，排名第十五。
2006年10月20日，在法国第戎Interencheres拍卖公司以100.8万欧元成交乾隆〈太上皇帝印玺〉继2005年英国萨里斯伯里Salisbury的Woolley & Wallis拍卖公司一件元〈青花双葫芦瓶〉拍出344.5万英镑的奇迹后，位于法国第戎的Interencheres拍卖公司也创造了小公司的大业绩，三件乾隆章囊括是乾隆三个时期的印章（宝亲王、皇帝、太上皇），共拍了近180万欧元。Interencheres拍卖公司，此场拍卖中有部份拍品来自于清末八国联军的掠夺，虽在规模上不及法国福里将军的专拍，但也吸引了不少有心的海外藏家的关注。其中，三方乾隆印玺再创新高，第一方〈白玉交龙钮钮玺〉，7.7x7.7公分，印文「四海有民皆是子一年无日不看书」，预估价5万欧元，在多方竞投后以36万欧元落槌（成交价要加上20%佣金），以43.2万欧元成交，排名第九；第二方〈太上皇帝〉宝更是掀起高潮，白玉巧色圆〈太上皇帝〉宝，4.5x4.公分，圆印，周身刻有御题诗，顶部带皮并刻有双龙纹中带「≡」字，预估价4万欧元，众买家势在必得最终以落槌价84万欧元，加上佣金后成交价100.8万欧元排名第五。第三方〈寿山石雕云龙纹钮宝亲王宝〉，7x7公分，龙钮，周身满布云纹，预估价2万欧元，落槌价29万欧元，成交价34.8万欧元，为名列二十大排名第十四。据悉，此三方印玺均由华人买家得标。
北京收藏家朱绍良表示：「这场拍卖并没有看到图录，拍品资料都是从网上看的再给北京的专家掌眼，原想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可以试试看，却没想到拍得那么高。」自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一方乾隆碧玉交龙钮〈万泉庄宝〉玺以437.6万港元成交后，皇室印玺因没有重要标的在市场释出，部份行内人士认为帝王章有可能退烧，但在此次拍卖后证明，市场对「御制品」的期待还是很高，更证明在信息透明下，再也没有「漏」好捡了。
2007年春季拍卖中，纽约苏富比征集到一件异常重要的乾隆御玺《四得十全之宝》，这枚体现皇帝本人四得品性与十全武功的重要印玺吸引了全球藏家的密切关注，最后以高出预估两倍的160.8万美元成交，位列历年排行第四位，由此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重要帝王印玺目前已达到五枚。其实，近几年皇帝玺印热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与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皇帝玺印，皇帝御用品的研究及其它诸多方面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皇帝玺印作为重要宫廷历史文物的诸多历史价值得以彰显，与其它种类的宫廷遗物相比数量本来就稀少，可谓凤毛麟角。故物以稀为贵，一有出现便极为引人注目，另外在中国传统意识里，皇帝玺印是无上权力的象征。虽然这种观念现在已不复存在，但仍使皇帝玺印具有了无穷魅力。何况就单从鉴赏界评判藏品高下的真，精，新，稀标准来衡量的话，皇帝玺印也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决定了皇帝玺印必将成为艺术市场中竞相追逐的对象。
在《CANS艺术新闻》和《拍卖年鉴》合力编辑的历年帝后印玺20大排行榜中，康、干两朝的占了绝大多数，另外还有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御用玺印相对而言显得较为零散稀少，但是也都在拍卖会上也由藏家激烈的竞投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与展现，同时，我们发现市场中尚未见雍正皇帝御玺流通，也是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皇帝玺印的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背后固然与近年兴起的“皇帝热”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皇帝玺印本身所具有的品位，文化等特点决定的。因此皇帝玺印的买家，基本上都是能够对此有很好把握和理解定位的华人收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