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旅居法国著名女画家潘玉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作品4000余件，其中油画361幅，国画351幅，素描3982件。此外尚有少量版画、雕塑等。一生坎坷、勇于和命运搏斗的潘玉良，是个多才多艺、“融合中西文化最成功的画家”。1985年潘玉良遗作由巴黎运回祖国，安徽省博物馆积极筹办了“潘玉良作品展览”，惊动省城合肥。之后二十多年来，这个展览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广州、香港、台湾等国内20多个城市展出，受到广泛的好评。俗话说，诗言志，画寄情。潘玉良的有些寄情之作，若能了解其创作背景与意图，会进一步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牧歌》（图1）
1922年冬，在法国留学的潘玉良接到丈夫潘赞化来信，告诉她方夫人为他生了个男孩，取名叫“牟儿”，信中还附有一首诗。玉良捧读诗信，热泪盈眶，脑海中回荡着一年半前上海的事。
1921年潘玉良上海美专毕业后，考取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她赴法之前，她瞒着丈夫潘赞化并以赞化的名义给安徽桐城乡下方氏夫人（赞化原配）一连写去好几封信，请她来上海共享天伦之乐。方夫人到上海受到玉良热情接待，腾出卧室，让她与赞化住在一起。开始赞化有些生气，埋怨玉良没同他商量。玉良恳切地解释说：“我这次出去也不知几时能回来，姐姐在你身边，相互有个照应。再说，你们结婚八年多，也该有个孩子了。”信中题为《迎妇生子》诗说的就是这个事：“几回青鸟使申江，避席亭间扫玉床。大礼躬行迎旧妇，天津牵遣小牛郎”。诗的前几句比较明白。“天津”是天上银河中的一个星座名，位于牛郎织女星之间。由于天津的牵线，牛郎织女相会，才有了小牛郎。诗中把玉良比作天津，牟儿比作小牛郎。第二天，潘玉良一口气画了三头牛，两大一小，在草地上嬉戏，题名《亲情》，这是一幅油画，不久她就寄给方夫人和潘赞化留着作纪念。从此潘家的“牛”就多了起来。这幅《牧歌》的四头牛中，或许就有潘玉良在。
《父与子》（图2）
《父与子》画的是潘赞化和儿子潘牟（即牟儿）。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清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孙中山有过交往，老同盟会员。他与同乡好友陈独秀一同从日本返回安庆，组织《青年》杂志社，鼓吹革命。国民政府成立任芜湖海关监督时认识潘玉良。潘玉良，扬州人，本姓张，父母早亡，孤女，亲戚收养后卖于芜湖青楼为婢女。1913年潘玉良有幸认识潘赞化，从妓院赎出后结为夫妻。从此赞化教她读书、识字，培养绘画并上美专学校，直到出国留学，潘玉良成为著名画家、大学教授。因此，她对赞化永远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授，家安南京，便急忙把牟儿从乡下接到身边，待如亲生。1937年潘玉良再度赴法之前，画下了这幅未曾在世人面前展示过的白描《父与子》。这一年也是玉良在中国的最后一年，之后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祖国了。《父与子》漂洋过海，陪伴玉良终生，见证了她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南京夫子庙》（图3）
这幅油画也是潘玉良二次赴法之前画的。按她的话说，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潘玉良是怀着对“故乡”无比崇敬的心情创作这幅具有纪念性的作品的，是抒发自己对祖国赤子之情的一幅力作。
画中时日为初春季节，天气似乎特别晴朗。夫子庙前广场正热闹地舞龙耍狮，男男女女，穿街过巷，人头攒动，笑声飞扬。整个画面色调丰富，气韵生动，具有民族遗风，喜气洋洋。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前景正中有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袍、背手而立的中年人独自在观望。他或许就是即将离开的爱人、恩人潘赞化的形象，寓意着潘玉良对南京的最后一眼，也是对于爱人的最后一眼。叫玉良很难接受的是，她携带这件作品去巴黎数月之后，繁华的夫子庙，由于日军“南京大屠杀”而掩埋于灰烬之中。《南京夫子庙》也就成为潘玉良日后思念故乡的慰藉。
《屠杀》（图4）
潘玉良虽然远离祖国躲过了南京大屠杀，可是在法国却又目睹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油画《屠杀》记录下这残酷的一幕。
画面是一个十字路口，一盏街灯静静地冷观这一幕：路口堆叠着尸体，满地的残腿断膀和血迹。一位白发老人跪地哭抚死者。小孩哭着想推醒倒地的女人，一个小女孩举起左手还在求救，而她的右腿已经被炸断，一条黑狗张嘴低头瞅着一个头颅，想必是它找到了主人。远处浓烟烈火吞没商场民房，人们身背行囊，拖儿带女纷纷逃难……画面景象十分残忍，这是人类最黑暗的年代！
油画《屠杀》是潘玉良1940年创作的，有别于其他作品，一切感受都倾注于作品之中，也是对南京大屠杀和法西斯罪行的一种控诉。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屠杀》参加当年法国“独立派沙龙”画展，比任何文字更让人震撼！
《黑女》（图5）
1927年创作于意大利罗马，主人翁叫艾尼丝，北非黑人。
1925年潘玉良考取罗马田立美术学院专攻油画，从巴黎来到罗马。因经济困难，她只找了一家破旧的收费低廉的小旅馆，看门的是个小老头，收养一个孤女当干女儿，孤女曾被人卖到妓院为奴仆，后来逃出，她就是艾尼丝。出于同病相怜，潘玉良与艾尼丝相处多年都是姐妹相称，相互帮助。玉良学习忙，艾尼丝帮她买菜洗衣干些零活，老人和艾尼丝遇到危难时，潘玉良甚至亲自上街卖画接济他们。一天，艾尼丝发现玉良关着门，脱光衣服，对着镜子画自己，疑惑不解。原来，画人体是西方绘画的传统题材。在法国以及西欧各国每个美术学校的学生都要画人体，画裸体画要找模特，要付很多钱，潘玉良只好画自己。艾尼丝心里不是滋味，她愿充当玉良姐姐的模特。从此，在她们相处的很长一段时光中，艾尼丝就成为潘玉良绘画中的人体模特。以至后来在潘玉良的油画、水墨画等许多女人体画中都有艾尼丝的身影。有资料表明，曾有人出高价买《黑女》，但玉良拒绝出手，她说，卖它就等于出卖了自己的姐妹。
《弹曼陀罗铃的老人》（图6）
这幅画是潘玉良1940年在法国所作，当时正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画中人物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流浪艺人。他手握琴把，一脸正经地充当玉良的模特。画家将他用来接赏钱的帽子和脸上的皱纹，一一忠实地描绘下来。尽管老人衣着多彩，但灰旧的外套仍将他为生活辛苦奔波的状态表现出来。对于这样一位游唱的老人，想必潘玉良有着更深的同情感，因为自己也是只身在异国奋斗。老人那郁郁不欢的神情，似乎透露出一种信息：丧国的法国人也不太愿意施舍赏金。当时潘玉良虽然经济条件也相当差，但她还是竭尽全力付给老人高额的酬金。这是一幅寄情之作，艺术来源于生活，油画《弹曼陀罗铃的老人》参加了法国第51届“独立派沙龙”画展。老人挺着脖子，瞪着眼睛，一本正经的神态，给人以亲切憨厚而又倔强的感觉，受到人们喜爱与同情。
《手捧和平鸽的女人体》（图7）
《手捧和平鸽的女人体》是潘玉良“融中西画于一冶”，表现得很出色的一幅水墨画。
有艺术家说过，世界上最美的是人和人体，潘玉良的水墨人体画是汲取西方传统艺术的养分，而又融进中国画技法。从他的这些作品中呼吸到浓郁的中国气息，感受到一种带着民族色彩的独特风格。《手捧和平鸽的女人体》整个画面人体形象，都是以有弹性、有速度的流畅的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表现出对象的生命律动，线条的韵律感传达出画家的情感。曲线的优美，躯体的圆润，生动地表现了东方女性所特有的秀丽安详的韵味和气质。大家知道，用油彩和炭笔画裸体画可以涂改，但毛笔宣纸，一笔下去，就成定型。若对人体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没有运用线条的功力，缺乏中国画的深厚情感，是画不出来的。1947年5月，美国一份《华美日报》赞誉潘玉良为“艺术精英”、“令人敬仰的艺术家”。
《母爱》（图8）
潘玉良一生没有生过孩子，但她内心深处总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母爱，并以画画来再现她的亲子之情。
潘玉良和潘赞化结婚曾怀过孕，那是她在上海美专毕业之后，去法国之前，夫妻双双皆大欢喜。可是随着一颗生命种子的萌生，玉良却渐渐苦恼起来，一是她很快将赴法留学，不能挺着肚子去完成学业，二是自己的不幸出身，害怕庶出的孩子，会遭到蔑视。于是她背着丈夫，含着眼泪把孩子流掉了。后来牟儿的出世，则是对她最大的安慰，她给家里的信中，总是称牟儿为“吾儿”、“我的宝宝”，山川阻隔，玉良的母爱、亲情只好倾注于自己的作品当中。她画了许多包括油画、水墨、速写等有关母与子的亲情之作。
油画《母爱》，构图新颖，色彩鲜亮，主题突出，年轻母亲安然入睡，白白胖胖的两个孩子幸福地吮吸着妈妈甜美的乳汁。画面生动的形象，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潘玉良对新一代的渴望和心里关不住的喜悦之情。此画作于1956年，这一年潘玉良为申请回国做准备时，法国当局不准她带走的作品中，就有这一幅。
《猫蝶芍药》（图9）
1959年7月，丈夫潘赞化去世的噩耗传到巴黎，玉良无限悲伤，很少作画。《猫蝶芍药》作于1960年3月，还未来得及署款，恰巧遇到张大千来访。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玉良和张大千在上海就多有交往，玉良比大千大四岁，故而又以“玉良大姊”与“大千老弟”相称。这次大千先生来巴黎，受到玉良热情接待，置办酒席，邀来朋友，为大千老弟洗尘。席间，大千先生视线很自然投到墙上这幅玉良刚刚完成的中国画。五朵鲜红的芍药引来两只蝴蝶，也引来隐藏于乱石中的一只白猫，它翘首上望，神态活灵活现。大千看得仔细，原来大千先生喜猫也画猫。20世纪40年代他寓居北京曾画过一幅《睡猫图》。他说：“我的猫不如大姐的猫。”玉良说：“时代不同嘛！”并邀请大千在这画上题几个字，以资存念。大千应允，趁兴挥毫，题写了长长的七行词。珠联璧合，艺友情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异域思故乡，正如潘玉良在她的笔记中记下的闻一多的诗句：“我爱祖国的花，更爱我如花的祖国！”
《红旗袍自画像》（图10）
潘玉良旅居法国四十载，一直不入外国国籍。日冠侵略中国，她在异域卖画，捐款报国。
1964年，中法建交，潘玉良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特意挑选一件红旗袍穿上。潘玉良在国外的四十年里，穿过不同质地、不同花色的旗袍有七件，在一些比较大的活动场合，如举办个人画展、上台颁奖，或是以“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会长”的身份召开会议等，都是身穿旗袍。眼下身着的旗袍感到异样的鲜红，她迫不及待地跑到大使馆，看着使馆门前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几个字，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强烈民族自豪感在心中升腾。驻法大使陈雄飞和使馆同志们都热情地接待她。她像一个多年无依无靠流浪海外的孤儿找到慈母一样，扑到亲人面前，双手紧握住大使的手，哽咽着说：“今后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华灯通亮，大红旗袍映衬得玉良满面红光。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日子，她身着红旗袍画了这幅油画自画像，手里还拿着一张名片，似乎自豪地在告诉别人，她就是玉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