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中后期，在青花瓷渐渐成熟的同时，釉里红工艺也有了进步，已能烧出纯正的红色。由于釉里红对烧制温度和窑中气氛要求严格，大多数元代釉里红偏黑灰，红艳欲滴者很少，这样就限制了釉里红的发展。其时装饰手段单一，大多用刻划涂抹的手法，产量也非常稀少。
釉里红的真正成熟是在明初洪武年间，从原料萃取、制作成型、绘画装饰到烧制工艺都有了突破。釉里红工艺的进步是由官窑来完成的。
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体制中，许多物质的东西都被赋予超物质的意义。黄色是皇室象征，明清时，黄釉瓷成为宫廷专用瓷，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只限于官窑生产。而明初将红色也定为皇室专用色之一，明初釉里红也仅限于官窑生产。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1、明初礼制对釉里红生产的限制
明代建国之初就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对日用物、服饰等都作严格规定，君臣有别，上下分等，不可逾越。
从器物材料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公布的居室器用制度规定，酒具自君王至庶民分别使用金、银、锡、磁(瓷)、漆等材料制作。明初宫廷仍沿承元代旧制，日用器皿多见金银器，但大件器物仍用瓷器。因此迄今我们所见洪武官窑瓷以大碗、大盘、大瓶、大罐为主，绝少小件器物。
从瓷器釉色看，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了祭祀用青、黄、红、白四种色釉，其中青(蓝)、红、白是高温色釉，黄是低温色釉。这四种釉色禁止民间使用。
在诸色中，红色尤得洪武皇室重视。据刘辰《国初事迹》载：“太祖以火德，五色尚火，将士战袄、战裙、壮帽皆用红色。”古代五色指青、赤(红)、黄、白、黑。洪武皇帝对红色很偏爱，因此把将士都以红色装饰起来。这种偏好，也会旁及其他，其中包括对瓷器装饰中红色的垄断。
单一的红釉瓷作祭器可以，但因视觉上较为单调而并不适于日用。因此选用线描釉里红作为宫廷用器就成为明初礼制和帝王爱好的必然结果。
2、宫廷需求对洪武釉里红生产的促进
釉里红工艺大约出现在14世纪前期。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上曾发现景德镇窑外施影青釉的釉里红碟。到14世纪中叶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烧制出以涂抹为主的釉里红器，但工艺不成熟，产量稀少，而和釉里红差不多同时发展的青花却成就辉煌。究其原因是社会需求的不同。蓝白相映的青花深受伊斯兰民族的喜爱，外销需求量大；釉里红主要用于内销，人们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元末时，景德镇产生了一批小型釉里红器，如小罐、小瓶、小碗之类，销往东南亚地区，这种需求对釉里红发展产生推动，采用线描简笔画法，呈色也较鲜艳纯正，为洪武釉里红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准备。
洪武时期釉里红得到急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需求的拉动，而且主要是由于皇室的喜爱而产生需求。在封建集权社会，皇室的意志往往可以决定一切，这正是洪武釉里红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3、考古发现对洪武釉里红性质的证明釉里红被明初皇室选为宫廷用瓷，并限制民间使用，使其退出流通领域，成为非商品性质的官窑器。和其他一般官窑器如青花不同的是，釉里红和明初黄釉、蓝釉、红釉等品种仅限于官窑生产，而从明初开始，青花瓷器基本维持着官、民窑平行的生产格局。可证明洪武釉里红官窑性质的考古发现很多：
a、遗址发现
明代故宫的釉里红器有过几次重大发现，这些出土器物具有非常明确的官窑器性质，最重要的有：
1964年，在疏浚南京明故宫遗址御城河时，发现釉里红残片，同时出土的有洪武官窑青花、洪武釉上红彩五龙盘、内外双色釉暗龙纹碗等。
1964—1989年，南京明故宫遗址先后四次发现釉里红装饰的建筑构件，饰龙凤纹。同样的釉里红龙凤纹瓦当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皇城及皇陵遗址也有发现。中都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营造，洪武十一年竣工。因此这些釉里红建筑构件的制作时间和性质是明确的，属于洪武初年生产的官窑瓷。
1983—1984年间，在北京四中的原明代宫廷库房区发现大量洪武时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残瓷，出土的釉里红残瓷从器物特征和造型纹饰来说，都与洪武官窑遗址出土物及清宫旧藏的釉里红器相同，为洪武官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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