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和画品

    刘：中国画一向讲究人品和画品的统一。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这是讲的境界问题、格调问题；人品不高，落墨无法，这是讲的技法问题。后一种提法是有偏差的，苏轼人品高，修养全面，相形之下他的落墨不一定就行。他的画境界高，格调高，技法难道就行？人品问题不能取代技法问题，但它与画的格调确实有关，什么样的人品就有什么样的画品，这是一点掩饰不来的。
    徐：我们在这里谈的当然是格调问题。什么样的人品是高的？什么样的人品是不高的？认识发生偏差，甚至黑白颠倒，对于画家的人品就会发生误导，进而影响到他的画品格调。我认为，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对于中国画家来说，高的人品应该是博大包容的，或平淡天真的，也就是善的和真的。基于这样的人品，他所创作的画品也必然是美的。但当前的情况，受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竟有人鼓吹“天才的艺术家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试问，疯子是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十分脆弱的，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急功近利，心理失衡，这样的人品，又怎么值得称道呢？
    陈：这种宣传，业已在一些画家、包括中国画家身上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在电视连续剧中出现了一位不修边幅、疯疯颠颠的青年，即使他没有画画，观众也可以百无一失地指出：“这是一位画家。”其实，在艺术史上，中国的徐熙、李成、范宽、文同，西方的达芬奇、拉斐尔、德拉克罗瓦，无不是堂堂正正之人。但对这样的人品，我们的研究相当不够，传媒的宣传也相当不够。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传媒所关注的，只是徐渭、扬州八怪、凡高等具有新闻性的人品。
    刘：那也是因为前者不“特别”，没有新闻效应，而后者“特别”，所以具有新闻效应的缘故。
    徐：由此又形成了对于美和丑的画品在认识上的分歧。“美的形象”当然并不简单地就是“描绘美的对象”，而是“美地描绘对象”，包括“美地描绘美的对象”和“美地描绘丑的对象”。“丑的形象”则是“丑地描绘对象”，包括“丑地描绘美的对象”和“丑地描绘丑的对象”。“丑地描绘美的对象”，则“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而“美地描绘丑的对象”，则“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
    刘：这就是表现方法问题，而并不是把丑的对象画成美的对象。罗丹的《老娼妓》，作为艺术形象是美的，但老娼妓这个对象本身则无美可言，对象的性质没有变。把老娼妓与维纳斯放在一起，大家总是认为维纳斯美。认为《老娼妓》美则美在艺术家的高超艺术，至于老娼妓的艺术形象控诉了社会的不公正，这就牵涉到道德范畴中善与恶的问题了。《红灯记》中袁世海演鸠山，也是通过揭露鸠山丑的本质，来体现艺术形象之美，而不是把鸠山演成美的对象。
    徐：技法的高低与人品没有直接的关系，方法的选择则直接与人品有关。特别对写意画来说，当它由“精神优美，形式欠缺”发展到“精神平平，形式欠缺”之后，很容易走上“精神欠缺，形式欠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