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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顺正在展示他的收藏 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李福顺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遍访全国各大石窟、寺庙，收集各类碑文、石刻等拓片百余件，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绝品之作。近日，记者在李福顺家中见到了他珍藏的这些“宝贝”。 收藏宝贝 武则天手迹——“晟天太子之碑” 一张拓片占据了半个客厅，这张高一丈七尺四寸，宽六尺五寸的拓品，不缺一字、用墨均匀，字迹完整清楚。 “晟天太子之碑”碑额部分 拓片的碑额部分刻着“晟天太子之碑”六个字，细看一下，这六个字由十只小鸟组成。李福顺说，这是飞白鸟书，是一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的字体。碑文正文字体为行书，全部为武则天的手迹。 “晟天太子之碑”记述了武则天到登封朝拜，路过侯山（音）仙君庙时，得知里面供奉着的是周灵王的太子——晋时，遂将庙改名为“晟天太子庙”，并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极具浪漫气息的长文。 碑文中还使用了多个武则天自创的文字。其中有一个外面是个圆圈，圈里是个自己的“己”文字，李福顺说，这个字是现代汉语中的“月”字。 在李福顺的藏品中，有６张尺寸全部为宣纸４尺整张的拓片。这是拓于１４００年前北魏时期开凿的位于河南巩县石窟内的《帝后礼佛图》。 这个《帝后礼佛图》风格与龙门石窟内的《帝后礼佛图》风格近似，雕刻精美，只是规模稍小，是巩县石窟众多石造像的代表之作。新中国成立前，龙门石窟内的《帝后礼佛图》被盗，于是它成为了全国现存最大、雕刻最精美的浮雕石造像。 《帝后礼佛图》局部 收藏故事 碑没了，拓片成绝品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教育部组织李福顺和其他院校的几位教师到全国各地进行采风考察。考察团行直到四川丹棱县时，在和当地人聊天时无意中得知，在一条当地人平时砍柴、放羊的山沟里有一块石碑。 第二天一早，李福顺提议去看看那块石碑。考察团一行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多半天的山路才在沟的深处，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看到这块石碑。一个放羊的小孩正靠在碑上，手里拿着割草的镰刀有一下无一下地敲着石碑。碑的周围除了个围栏外，其余什么也没有。 李福顺围着碑上上下下反复地打量了好一会儿，从刻在石碑上的碑文内容了解到，这是块叙述女道士事迹的道教碑，名为《龙鹤山成练师桓松柏碑》。刻于唐天宝九年，也就是公元７５０年。整个碑文全部为隶书行文，字体清秀舒展，具有唐楷的宽庄严整。 凭着多年来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李福顺马上意识这块刻属于盛唐时期的隶书石碑，并且是叙述女道士事迹的道士碑，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堪称唐隶上品。不论从文化、历史还是书法等方面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高的价值。 在考察团对这块碑进行记录的间隙，李福顺拿出他随身携带的拓片工具，把整个碑文拓了下来。和他们一起来的当地人在他的讲解下，这才知道原来这块他们平时看都不看的石碑，其实是一块非常有价值的文物。 在考察团离开的时，李福顺还特意叮嘱当地文化部的工作人员要好好保护好这块碑。“几年前这块碑就已经没有了，去哪了谁也不知道，当时我拓的那两张拓片现在成了绝品。但这却不是我想看到的。”李福顺对记者说道。 铜钟拓片编进《中国美术史》 １９７８年李福顺在美术杂志任兼职时，曾随杂志主任以及人民日报、美术出版社的三个人为一本画册去陕西拍石窟。 贞观三年铜钟上的飞天 在陕西富县文化馆内，李福顺看到一口通高１．５６米，口沿周长４米，重３０００余斤，铸于唐贞观三年的铜钟。钟表以龙头莲花纹分割成六瓣三层十八方，上铸飞天三方，中层朱雀三方，下层铭文一方，青龙、白虎各一方。其中三方飞天均作升天飞舞式。青龙白虎均作腾身抓摄之势，身姿矫健有力，祥云缭绕。不仅如此，铜钟上的铭文字迹端庄秀劲，尚存有八分楷隶余味，是典型的初唐楷体。清楚地记载着铜钟的重量，铸造年代以及当时铜钟主人的情况等信息。 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住了李福顺，在拍片之余，只要有时间，李福顺甚至顾不上吃饭，忙着在铜钟上拓图案。拓好的两份拓片，一份交给了杂志编辑部，另一份自己珍藏了起来。“看，这个铜钟的铸造时间久远，雕刻得精美，是我最得意的一件拓品。我还把它收进了由我编写的《中国美术史》。”李福顺介绍道。 珍品拓片给辆汽车都不换 李福顺所收藏的大部分拓片都是１９８５年以前，特别是上世纪７０年代时所收集来的。他说，收藏拓片缘于他的职业和对碑文与石刻的热爱。 “文革”结束后，李福顺身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除了讲课以外，还担负着为学校编书写教材的任务。为了收集到第一手材料，他的足迹遍布陕西、山西、河南、宁夏、内蒙古、四川、山东、西藏、新疆等地。 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李福顺都是怀揣教育部和文物部门的介绍信在全国各大石窟、寺庙里度过的。“工作上的便利，使我接触到了很多其他人接触不到或容易被忽略的精品碑文和石刻。一般我都会拓两份，一份上交给学校做资料，另一份我就自己珍藏起来。算是‘以权谋私’吧。”李福顺笑着和记者说道。那时李福顺有个习惯，就是不管去哪儿，他总是随身带着用来制作拓片的那些工具——宣纸、墨和扑子。 几十年的拓片收藏，让李福顺拿到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全集》等专著都先后收录了他的撰文以及拓片资料。不仅如此，李福顺对史前岩画也有很深的研究，１９８８年，他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 李福顺说，１９８５年以后，国家加大了对石窟等文物的保护力度，基本上不再允许对石窟和碑文进行拓片工作，再加上日积月累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风化。现在已经很少再能看到珍品拓片了。１０年前，曾有人想用一辆在当时能算是相当好的汽车换他所收藏的那些拓片，被他婉言拒绝了。李福顺表示，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会卖这些拓片。这些拓片就是他的“宝贝”。 拓片不会损坏文物 很多人都认为拓品就是把墨直接涂在碑文或石刻上，再用纸贴上去把字粘下来而制成的，对碑文和石刻是一种破坏。其实不是这样的。 记者向李福顺了解到，在制作拓片时，是先将喷湿的宣纸紧紧地贴在石碑或石刻壁上。由于石碑或石刻的字都是凹进去的，这时就要用棕毛刷子轻轻地把宣纸敲进字凹进去的地方。这步做好后就是关键的上墨了。墨要干，左手托着一个盛墨的木板，右手拿扑子，蘸一下墨往宣纸上扑一下，像女孩子扑粉一样，如此反复直到最后完成。由于墨不直接和碑文或石刻接触，再加上每次拓片时他们都是十分的小心，根本就不会对碑文或石刻产生破坏。 李福顺还告诉记者，拓片是个费工夫的慢活，不管碑有多大都要一点一点地拓，一定不能着急。完成一张拓片最起码也要用墨拓上两遍。不仅如此，要拓像《晟天太子之碑》这样又高又大的石碑时，事先还要搭架子，一般４－５个人要拓上一天才能基本完成。 制作拓片所使用的工具也是很有讲究的。为了让宣纸能更好地服贴在被拓的物体上，宣纸在使用前一定要是喷湿的，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因为宣纸的干湿程度直接影响着制作出来的拓片的品质。有时为了增加纸的黏着性，还会加一些白芨水。扑墨用的扑子讲究用小米糠做芯，外面包以绸子。这样的组合是因为绸子吸水性差，而小米糠则吸水性强，两者正好形成互补。而在用墨方面，民间的拓工喜欢“乌金拓”，就是用重墨，以形成黑白的强烈对比。而一些艺术工作者则喜欢用淡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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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现存最大的——《帝后礼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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